第一百三十九章 怎么办
第一卷风雨飘零
温首辅站的角度高,口才更是没得说,随着这个政坛老狐狸深入浅出的寥寥数语,崇祯皇帝对徽州盐商了然于胸。
徽州盐商主要是称雄于两淮,扬名大江南北。
在盐业上,他们有着天然的地缘优势。
徽州相距两淮,虽有崇山之限,大江之隔,但相比与远在西北的晋商,尚属近邻。
而且从徽州到两淮盐区的中心城市扬州,水陆可通,往来便捷,从水路启程经宁国、芜湖、南京也就直下扬州了。
而且,经商需要文化,自古皆然。
盐业是一种特殊的商业,对盐业的生产管理、运销、课税等等,大明都有完整的政策规定,非常详细、具体。
因此,从事盐业的经营,必须熟悉盐法。
而徽商是一支以“儒贾”为特征的商帮,他们虽是商人,却基本上都属于文人。
因此,对于盐法的研究,他们比朝廷派去的盐官都理解得更为透彻深入。
流氓不可怕,可怕的是流氓有文化。
大明行盐之法主要是官督商办,朝廷委派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担任盐官。
因为盐务关系国计民生,非鸿儒硕学、干练明敏者莫能担此重任。
而盐商尤其是总商要经常与盐官打交道,他们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才与盐官有共同语言、共同雅趣,甚至有可能成为与盐官唱和往来的诗文之友。
于是,事情就悲催了。
官商勾结就成了必然。
商人给盐政官员以优厚的生活供应,毫无疑问,盐政官员自亦能给予商人格外关照。
尤其是徽商善于结交笼络官员,那手段简直牛逼到让人无法拒绝,著名的扬州瘦马就是他们想出来腐蚀朝廷官员的。
当然,聪明的徽商远不止只有女色一种手段,他们的手段是多样化的。
总之,一句话,很少有人能抵挡他们海陆空各种手段的轰炸。
如此一来,官商勾结的后果就是,原本属于国家的收入没有了,全部落入贪官和徽商盐商的口袋里。
“去年盐税的收入不足一百万两银子。而在大明中期,盐税收入一般都超过二百多万两白银,几乎少了三分之二。”
说到最后,温首辅语气低沉,开始列出实际数据。
这些钱,流向哪里,其实都是心知肚明的事情。
尤其是作为大明的首辅,更是不可能不知道。
可那又如何?
管得了吗?
多少年过去了,不是依旧?
不过,近期皇上的手段,让首辅大人感觉或许有办法解决难题。
只是,这个坑有点大,不知皇上……
MMP,听完温奸相的话,崇祯皇帝觉得龙蛋隐隐作痛。
朕接手的这个烂摊子啊,其实彻底推翻掉,打烂了重建比较容易。
像这样在原有体制上修修补补,打打杀杀真他娘的让人憋屈。
只不过朕是皇帝,又不能造自己的反,只能忍着。
不过,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想越亏。
那还是只能干了!
“看来,又要杀了!”
崇祯皇帝摇摇龙首,嘴里一裂,似无奈又似冷笑,对着满怀希望的温首辅说道。
温奸相眉头一皱,心了一沉,口里发苦,双手一摊,第一次反对崇祯皇帝道:“皇上,恐怕不妥啊!
盐官贪腐自然有朝廷法度,这个可以杀。可徽商和晋商不同,他们没有勾结外敌,没有致死的罪名啊!
若皇上强行杀之,江南民心肯定尽失,一旦有别有用心之人挑拨,恐有动乱。
而且,朝廷有求于这些徽商。”
作为大明首辅,温奸相自然把维稳摆在首位。
崇祯皇帝听完,愣住了。
对哦,这些徽商没有罪名啊!
他们是合法经营,勤劳致富。
毕竟,连税都不要交了,自然没有偷税漏税之说,大明更没有行贿受贿罪同一体之说,如何定罪?
不定罪,如何剥夺人家的财产?
而且,他们不仅没有罪,在江南百姓心中,他们还是活菩萨。
徽商是儒商,是读书人出身,平日里很讲究,最在乎名声。
说老实话,在太平年间,修桥补路的事情没少干。
在灾年,开仓放粮赈灾的事情也是常有的。
总之一句话,他们慈善干得相当不错。
并且,崇祯皇帝知道,他们还是复社的金主之一,那些平日里得到赞助的复社士子,没少为他们宣传善行。
所以,他们在江南的名声向来不错。
还有,从另一方面讲,他们也算爱国人士。
历史上,大明凉凉之后,建奴大军南下,南明朝廷开始抵抗。
这其中,醒悟过来的部分复社士子和大明官员,开始招兵买马拉起队伍和建奴开干。
而这里面的粮饷,就是这些江南盐商或者海商赞助的。
这其中的做法,和民国时期的一些商人大地主捐助老蒋抵抗倭寇颇为类似。
世道颠倒了!
崇祯皇帝感到很无奈,终于体会到前几任皇帝的心情。
一个士绅不纳税,就已经让国家受不了?
可这还不算完,还有土地不纳税,经商不纳税,什么都不纳税。
只有农业要纳税,只有地里刨食的百姓要纳税。
其他的都是大爷!
历史上,在位四十七年的万历皇帝也动不了这些,他把手伸到了矿山,可结果还是收不上来税。
为了增加收入,派出了矿监收税,结果呢?
矿监被打死了不少,矿税也被迫废除了。
占着国家的矿开矿赚钱,不准国家收税,还打死了收税的太监,这种事情千百年来只有大明才有!
好吧,万历皇帝拿他们没办法,只能憋屈着。
问题是这些人很嚣张,开始扣帽子,什么太监横征暴敛,什么太监弄得民不聊生,什么皇帝与民争利。
这是哪跟哪啊,简直颠倒黑白。
大太监收钱,他们能看得上老百姓手里面的钱?
榨干了也没有多少钱不是!
这就好像跑一百个地方,向一万个家庭收费,也不如往马爸爸公司一座,打点秋风来得多啊!
这个道理谁都懂。
所以,万历和太监收税,弄得还是这些大户。
问题是,大明的大户是谁?
能得罪吗?
于是,万历挨骂自然就不足为奇了。
想起这些,崇祯皇帝再也不能淡定,连坐都坐不下,负手起身踱着方步,脑海里不停转动着,怎么办?
“温爱卿有何方法,赶紧说来?”
走动着,崇祯皇帝发现不对劲啊,温奸相这老货低着头,紧缩双眉,一副欲言又止难以抉择的模样,立马开口说道。
“皇上,臣以为,或许需要进行盐法改革,取消开中法,取缔徽商手里的根窝,才是长久之计。
可臣又担心,不知时机是否合适?又有谁可以取代徽商手里的雄厚资金?”
温体仁依旧思索着,缓缓说出心中的忧虑。
说起来,大明的盐法改革并非第一次,长久以后都在与时俱进。
明初,对百姓不错的老朱为避免权势仗势独占盐利,严禁食禄之家行商卖盐。
洪武二十七年,老朱下令,禁止公候伯及文武四品以上官员的家人、奴仆行商中盐,侵夺民利。
景泰五年,规定官员每人支给盐三千余斤,吏每人支盐五百余斤,以防官吏干预盐政。
此法制定后,盐务井然有序,国家获利较大。
后来,随着战事的进行,推出开中法。
开中法是指开边报中,即由官府公布条例,召商输粮食等物与边境地区,以盐作为报偿。
实行开中法的目的,最初主要是为了增强边境的军事储备,充实军饷,之后扩展到为救济水旱饥馑,囤积粮草。
每当边境军饷发生不足,或发生水旱灾害时,由户部出榜,召商输纳。
或令商运粮于指定地点,户部编制勘合和底簿,一式二份,一份交给发粮机关,一份发给各转运提举司。
商人纳粮后,由收粮机关将所纳粮数及应支盐数填给仓钞,商人持此仓钞赴各转运提举司。
转运提举司比对相符后,按商人所纳粮数给引,派场支盐。
商人得盐后自行运售。
以粮食换盐引,利用商人运粮纳米,充实边储,这就是大明代食盐开中法的主要内容。
开中法实行后,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转运费,边疆粮饷也得到了保障。
由于开中法效果显著,不仅粮粟,凡属国家急需物资,皆令商人输纳中盐。
由此而衍生出许多新的制度,如纳马中盐、纳钞中盐、纳铁中盐、纳布中盐等等。
总之国家需要什么,就开中什么,盐随时随地成为国家与商人交易的媒介。
可自宪宗成化以后,吏治日益败坏,盐法亦日趋紊乱。
成化末年,权要门宦仗势以廉价买进淮、浙盐贩卖,谋取大利,导致官盐卖不出去。
弘治十五年,奸商通过外戚张鹤龄请求以长芦旧引十七万免追盐课,每引纳银五分,另用价买各场余盐如其数,听其贩卖,竟得到了同意。
于是,大明中期盐法败坏,关键在弘治皇帝心太软,偏宠权贵。
官宦借权力寻租,转卖批条,坐收巨利,受苦的是老百姓。
万历后期,实行纲盐法,即由万历前的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制度改为民制商收、商运、商销。
纲盐法是商人垄断食盐运销的制度。
万历四十五年明神宗采用盐法道袁世振建议,将各个商人所领盐引分为十纲,编成纲册,每年以一纲行积引,九纲行新引。
纲册许各商永远据为“窝本”,每年照册上旧数派行新引,无名的不得加入。
从此官不收盐,由商人和盐户直接交易,收买后运销权都归于商,并得世袭。
从此内地盐商得到了解放,食盐的运销红火起来。
纲盐法在疏通积压的盐引方面的确发挥相当大的作用,这对于挽救盐政的崩溃,多少起到一些支持作用。
但实行过程中,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即,权钱交易,有权的宦官也借机勒索。
权贵垄断盐利,政府肆意搜刮,加派频繁,使引价日增。
天启元年,每引官盐的价格是三两八钱。私盐每引价格最高不过五钱,即使加上贿赂上下官吏的支出,仍不及官盐价格的一半。
商人纷纷贩卖私盐,再加上令盐课改折,灶户改纳盐为纳银,征非所产,灶户非私贩而不能得银,结果导致私盐更为盛行。
到了崇祯年间,就更不用说了。
简直败坏到了极点了。
而这,也是温首辅决定改革盐法的初心。
当然,他是在这段时间看到崇祯皇帝的霹雳手段后,才动了心思的。
否则,他根本生不起这个念头。
没有一个强势的皇帝支持,他一个首辅能干什么?
尤其是在朝廷摇摇欲坠的情况下。
“合适,有什么不合适?只要能弄到银子,怎么搞都合适!”
温奸相刚说完,崇祯皇帝眼前一亮,立马开口说道。
不过,对于温奸相的第二个问题,有谁可以取代徽商手里的雄厚资金,崇祯皇帝并没有什么主意。
因为,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干的。
而且,这个资金,规模之大,令人咋舌。
时下大明,朝廷的盐业生产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在全国拥有十一个大盐田。
最大的一个,是位于扬州附近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两淮盐田,其次为天津长芦盐场。
两淮盐田包括大大小小三十个盐厂,六十七万多千名工人,产盐量负责供应整个江南并且出口蒙古等地。
天启年间,大明军费因建奴入侵而大增时,朝廷曾试图强迫商人提前购买未来二至三年的盐引许可,来增加额外收入。
可江南盐商通过拒绝购买这些预售的盐引,来表达自己无声的抗议。
除非盐务官员答应扩大运输额度,并让他们以现有盐引运输,他们才会妥协。
其中,一些更具投机野心的盐商,也就是徽商,甚至趁机买下同行的旧盐引,以求增值获利。
当然,盐务官员可以裁定旧的盐引许可无效,借此打破盐商的专卖局面。
然而,官员们发现,盐业贸易过于庞大,只有眼前这些商人,才有足够资本预购盐引。
因此,在盐务官员的请求下,朝廷于做出重大让步。
任何购买新盐引的人,都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获取永久性的运输选择权。
于是,朝廷的这次妥协,终于形成了垄断,二十四家徽商垄断了两淮盐场的销售。
很快,他们便将这种选择权转换成家传许可——“根窝”。
这项特权为他们的后代积聚起了巨额财富。
盐田里商人的数量越来越少,他们的个人财富却越来越多。
可这种集中的趋势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只有最富有的商人,才能承担起囤盐一年的资本风险。
因为,存盐变质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
所以,盐务官员必须确定盐商们有足够现银,可以挺过足以让小商贩倾家荡产的仓储损坏。
集中化的经济趋势,就势必牵涉到经济规模。
在规模如此巨大的贸易活动中,与大量从事地方市场交易的商人相比,的确只有少部分人具备经营全国性市场的能力。
说得好复杂的感觉,其实,这在崇祯皇帝心中,这分明就是后世的总代理制度。
这二十四个代理商,垄断了两淮盐场,取得定价权,然后再找二级、三级分销商,层层分包下去。
只不过,这些徽商实力确实他娘的雄厚,每年承包两淮盐场的资本高达八千万两白银。
他们利润有多少崇祯皇帝不知道,他只知道,肯定少不了。
因为他们还要四处打点各级官员。
总利润中有一部分自动拨作馈赠、酬酢及贿赂历任监督盐场的官员之用。
为的,就是能继续承包两淮盐场。
试问,投资如此之高,没有高利润谁愿意干?
这不是傻逼吗?
而朝廷呢,这八千万两白银,要供应两淮盐场六十七万多千名工人,和处于扬州的盐运司运转外,一年上缴户部得银不足一百万两。
这他娘的是什么比例?
完全是替人打工啊!
这怎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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