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安存庆州羌
秋季的庆州城内,高岳并非离开,他会同刺史论惟明、神策决胜军使高崇文,及御营都统监军使谭知重,及定武军监军使西门粲等重要人物,开始讨论战后处置事宜。
此次征剿作战,高岳斩党项叛党一万一千有余,当然就首级而言,是无差别的,另外捕虏党项男女先后达七万之多,除少部分分赐给立功的僚佐军将为家奴,其他几乎全然当作东山奴贩卖出去,或配给回凤翔和兴元为奴。
整个庆州东山党项,几同覆灭。
原本权德舆主动要求为高岳做碑文歌功颂德,但权现在还只是进士出身,尚未有授官,故而高岳让进奏院和在京的判官韦平出面,替权德舆奏请为八品太常寺协律郎及凤翔府推官,很快权德舆青衫加身,便心安理得地替高岳撰写《御史大夫高岳平东山党羌碑》,在里面极力吹捧高岳等人的武勋,称“大夫典掌虎旅以来,自南而进,凡战十七,斩首一万有奇,降叛羌七万二千,破叛羌栅二十三、砦八、镇四、县城二......”待到高岳入方渠后,“以皇帝命赦羌人,庆阳南北皆平,朝廷大飨赉功......”且说:“至此一战,皇唐光威复照大河之曲、朔方之山,东山党羌不敢复逞凶残,白于山南为之一空。”
权德舆撰写完碑文后,高岳下令,将御营右军也即是义宁、定武两军参战随征的幕僚、将官,及参战的高崇文、吴献甫、论惟明所部军将的头衔名字全都刻在其上,而后立在方渠城外的大道边,过往人无不可见。
不久,皇帝的册令传到庆州。
册令褒奖高岳“为时成材,抱厥沉断,儒而有勇,虎步京北”,此次出征“掩鬼神而用奇,越峻岭以制胜”,朕决定正拜高岳为御史大夫,加实封七百户,并前封共为一千四百户,加爵为淇县侯,勋官为柱国,赐高岳妻子为县侯夫人,荫高岳长子(高竟)为七品官阶,其麾下各将,各有擢升迁资云云。
随后皇帝便又让携带册书的中官带话,授予高岳庆州方面的“安存处置”权力,论惟明、吴献甫、高崇文等,必须听从高岳的安排,有任何想法,“与都统监军使谭知重协商,有不决处,即直接使驿卒发书,由京中进奏院呈于朕面前处分。”
在册书附带的别纸里,是皇帝亲手写的内容,内里嘘寒问暖,询问高岳在庆州征战前线,吃的如何,睡得如何,瘦了没有?大有朕不知道该如何疼你的感觉。
高岳在报捷的露布上也附上别纸,详细讲述方渠攻城战的经过,把立功的将士奋战情状也详详细细描绘出来,并称臣身体康健,马上迫不及待就要再度入京,领受陛下新的机宜。
庆州方面的战后规划,高岳也在别纸当中提了一套方案。
他称庆州襟带盐州、京畿门户、渭北,以往虏骑入寇,多由此处马岭河犯邠宁之地,直叩宫阙,后又为东山党羌盘踞,西蕃一攻盐州,叛羌群起响应,实乃心腹之患。臣认为,庆州在汉时本为良家子辈出的北地郡,而今却是党羌聚啸出没之所,为此后的长治久安,非得变更政策不可。
由是高岳建议,在庆州芳池、华池和洛源三地,设立羌屯,以杀牛、白马、树黟三个亲朝廷的蕃落耕殖,高岳特别提出,朝廷度支司可按照军屯标准,给此三蕃落拨给荞麦、小麦、芸薹和棉花种籽,并将俘虏自叛羌蕃落的牛羊,分给他们部分,让他们“立桑田之业”。因高岳认为,先前党项之所以桀骜不驯,除去环境因素外,最主要还是只会放牧牛马,不懂耕田,而一旦有了耕田之业,心才会恒定下来,便易于治理。
另外高岳向皇帝请求,庆州刺史论惟明及以下四千官健,全都纳入盐州驻屯的神策决胜军体系里,此后两千人驻庆州城,一千人驻芳池,一千人驻木波堡,保障南北大道;然后朝廷发给长牒,征集畿内的罪人、下等贫户、游手无业者,共计六千人,集中去庆州其他各县聚屯,当然这群人并非是雇佣的(杨炎之前想要雇佣百姓去北方的丰州搞民屯,但代价太大,故而只能作罢),而是由度支司将无主田地(原本多是党项的牧场,现在旧主人不是被杀,就是被没为官奴)授予他们,并让他们为决胜军射士,准许家属自随,头年和羌屯一样让朝廷度支司拨给耕牛、口粮、种子、农具——最早是国家出资,但不出三年,便可使其自给,如此庆州地界汉羌分居,都有田业,且耕且守,方是长治久安之计。
此外高岳还建议加强对庆州“生羌”的宣化,朝廷在庆州城设立学宫,可选“一二十通经学、懂文义”的学官,以“俸禄廪给优厚”的待遇,让他们在庆州学宫授课,择选羌人当中温顺的子弟,让他们入学宫就学,成绩优异者可授予官职,或许可参与进士、明经考试,培养“慕华派”,当然高岳也说,佛寺和道观当然也可以在朝廷的支持下,于庆州地界内多多设立。最后高岳主张,陛下赐杀牛族族长“怀安将军”头衔,白马族长“定远将军”头衔,树黟族长“感化将军”头衔,另外三族之男女,统统改为“汉名”,习汉字,学宫传授汉书典籍。
改为什么汉名,高岳都想好了,庆州古来所出的名人,有岐伯、傅介子、甘延寿等,索性杀牛族统一改为岐姓,白马族统一改为傅姓,而树黟族则改为甘姓。由此大行皇道汉化,可成百年之功。
高岳这一揽子方案,递交到京师时,皇帝在紫宸殿内阅览后,全部都没有意见,为了防止偏听,便召来翰林学士陆贽,陆贽自然也没什么意见。
但很快,太常博士李吉甫出面,对高岳建议当中的在庆州设立学宫,传授汉文典籍,进行强硬的反对。
李吉甫称,党项乃是蛮夷,不可信也;而经文乃是国家之典,不可轻与之也。《史记》、《春秋》多兵伐之谋,《月令》中多稼穑之术,《文选》则多有书制檄文的规范,这些如都让蛮夷知道通晓,便会以华制华,如此何异于资敌?
皇帝一听也有道理,便发书把李吉甫的论述告知了高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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