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二三章 农业合作社

1670年10月9日，临淄府，元和县（今澳洲帕拉马塔市，悉尼以西18公里）。

        此时，正值春耕时节，在高坪乡大湾村的田间，一派繁忙景象。数十名农人牵着一匹匹健壮的驮马，拖拽着几架宽大的条播机，一字排开，在宽广而又平整的土地上撒播着麦种。后面跟着十几名农人，持着铁锹，不断地将部分未覆盖好的麦种细心掩埋。

        这片农田占地约四百余亩，分属十几户农人，但因为所种植的作物皆为小麦，且连成一片，故而，便自发组成了一个小型的农业合作组，在种植生产过程中互帮互助，统一耕作，统一管理，统一收割。甚至在秋收后，对所收获的小麦，统一售卖与乡里的粮食储备站。

        像这种由农民自发组建的小型合作、互帮互助的组织，在二十几年前就已在各地陆续产生，其前提仍然是土地私有制，即土地是各家各户的，合作组只是在农忙季节调配劳动力，并共同合买（租赁）驮马耕牛和各种农机器具。

        这些自发组建的小型农业合作组（社），据说是借鉴各地府县政府最早组织的各类集体生产民屯。众所周知，所有经政府组织而来到汉洲本土或者海外领地的移民，都必须接受政府的统一安排，无偿服务三年。这些移民除了分配至城镇中充当工人、学徒、伙计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被组建成一个个生产民屯，在新拓的移民点开垦荒地，修建房屋，兴修水利，将移民点逐步建设成为一个个成熟的村镇。

        在各个生产民屯，所有的移民都被统一组织起来，共同生活，共同耕作，共同收获。另外，民屯的管理人员往往为了便于组织生产，通常会在连片的耕地上统一播种同样的农作物。这种农业生产模式，既有集体农庄的管理雏形，也隐隐有后世规模化农业种植的影子。

        但不可否认，政府组织下的民屯，虽然在管理和种植模式上比较粗放，但生产效率却比一个个农户的单独种植模式，要高出不少。

        每个移民服务三年后，政府会授田四十亩，而且其中可能还含有部分山地或者林地，仅凭借个人的力量，是根本无法将四十亩田地完全都用于耕作。当年政府考虑到汉洲本土的耕地比较贫瘠，产出不高，同时也为了给农人留出余地用以休耕养护，才定出的四十亩授田标准。

        可是，随着土地开发的逐渐成熟，地力的慢慢恢复，并且在当地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开始将此前农业生产中普遍存在的休耕模式，改为轮作模式，以充分利用土地，提高产出。在这种情况下，单个农户不仅在生产组织效率方面，还是在抵抗各类风险方面（干旱，洪水，病虫，农产品收购压价等），都处于较为弱势地位。

        同时，分散、脆弱的农业个体经济既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又有两极分化的危险。毕竟，小农经济增产潜力很小，而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又是一个非常长远目标，现实的办法主要是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合作社的途径发展农业，增加生产。

        为此，农林产业部遂在汉洲本土和几个海外领地的乡村地区大力推广和倡导组建若干农业合作社，形式不限，自发建立，农户之间互帮互助，将农村地区原有的独门独户式的个体农业生产方式，尽可能地发展成大规模，成片区的集约化种植模式，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扩大农业产出。

        “老耿，桂昌，歇一会吧。”走到地头，潘化民直起腰来，伸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大家伙喝口水，该歇歇了。”

        “耕地播种就是要一鼓作气，憋着一口气搞完。要不然，一会喝口水，一会又歇下脚，如何在春耕的时节里，将麦种全部播完。……你们呀，才过了几天好日子，就吃不了苦了？”耿开忠停下脚步，看了看田地，忙活了一上午，只是播种了不到五十亩，而属于他的那份地，还没播到位置，心下有些着急。

        “老耿，瞧你这话说的。”潘化民笑着说道：“虽然你年岁大点，但也不能说我们比不上你能吃苦呀！都是种田的老把式了，而且咱们还有耕马，有这先进的条播机，这半天的活计，可是相当于在大明两三天的劳作量了。不是有句俗话说嘛，磨刀不误砍柴工。累坏了身子，下不了地耕不了田，倒是次要的。万一到了晚上，爬不到婆娘的床上，那可就遭罪了！”

        “哈哈……”几个农人听了，不由哈哈大笑起来。

        “……小潘，你搁着地里省着劲，就是为了晚上在床上好耕田呀！”

        “怪不得，小潘家五年里生三个仔，合着白天晚上都在耕地，那可是真辛苦！”

        “嘿，你们一个个呀，好像到了晚上都不耕地似的。”潘化民被众人取笑，丝毫不以为忤。乡野山村之中，劳作之余，除了听听村长读报宣讲官家的文告外，可不就是说些荤话，逗逗乐子，打发辛苦而又无聊的生活嘛。

        “老耿，歇歇吧。”丁桂昌回头看着几匹耕马已是大汗淋漓，呼吸急促，不停的甩着尾巴，“这几匹牲口也需要喝点水，加点饲料，歇口气了。要不然，使唤坏了，咱们还不得凑钱去赔？”

        “就是，人不歇，牲口也要歇了。看这进度，三五天之内肯定可以完成所有小麦播种。”一个四十许的汉子说着，走到地头，拿起一壶水，咕冬咕冬地大口喝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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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开忠闻言，无奈的摇摇头，谁叫自己是个急性子呢，总想着，尽快要将手头的农活一下子就做完，然后可以抽出时间去侍弄林地里的果树和院子里的蔬菜，可以到乡镇里卖些零花钱。

        “咱们齐国大王称帝，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农人。这农税在明年起就从15%调减为12%，足足给咱们老百姓降低了3个点的税率。”耿开忠喝了几口水，感慨地说道：“一想到明年地里的收成又能多落下一点，这心里着实满足呀！”

        “是呀，咱们齐国的大王是个好大王，现在称了皇帝，也一定是个好皇帝！”丁桂昌附和道。

        “那是当然的！”潘化民接过话来，“别说满清鞑子的皇帝没法比，就是大明的皇帝也比不了。当年，我要不是吊着一口气走到登来，然后又趁着黑夜抱着一根木头，逃到长山岛上，说不定早就被野狗吃了个干净。本以为，加入齐国的自救军，是自己一辈子过得最好的生活。却不曾想，三年除役后，坐船来到汉洲本土，齐国真的给分四十亩地，还有两间屋子。……嘿嘿，最让我意外的是，还给发了一个媳妇，让我得以传宗接代，不至于断了我老潘家的香火！没说的，只要我齐国的皇帝一句话，就算是让我现在去死都可以。”

        “得了吧，别自不量力了，你一个小老百姓，哪有让皇帝赐死的机会！”丁桂昌挖苦道。

        “反正吧，咱们齐国的皇帝得民心，又是给我们分田分房，还给分媳妇。如今，更是想着我们小老百姓，又给降了农税，这是仁政，是善政。只要皇帝需要，我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虽然战场拼杀的本事丢了不少，但咱敢舍去自己的命，去维护咱们齐国，维护咱们的皇帝。”

        其实，齐国将农税从20%下调至17%，仍旧比历朝历代的名义税率要高出不少，不说西汉的三十税一比不了，就是大明的规定农税也只有5%-10%左右。但齐国的农税不依附于人身，没有人头税，只看田地归属。而且，政府在征收农税时，没有火耗，也没有役银，更是没有地方政府层层摊派。

        同时为了便于农户缴纳农税，各地府县会在乡镇设立粮站，按照国家统一的粮食指导价予以敞开收购。至于那些棉花、油料、甘蔗等经济作物，政府也会给出一个最低指导价，并保底收购，以避免农产品加工企业刻意压低收购价，损伤农民的经济利益。

        也就是说，齐国的农税，只有内阁政府明面上规定的税率，地方政府不得加派、加征，以及增加其他各种杂税。

        齐国农税的计税依据，分为以下两种：一，按常年产量计算的农业收入，它是农业税的计税产量，不是实际产量，五年调整一次；二，按产品收入计算的农业收入，主要是农林牧产品的计税依据，对列举的农林牧产品，按产品的收入计算确定农业收入。整个计税模式，简单明了。

        大明的税赋大体分为两部分，一类是田赋正税，按照每户拥有的田地面积来算，不过还要算上加耗（粮食的损耗和税银的重铸都会产生损耗，大概另加征7%），洪武年间，征收总量固定在2700万石左右，并且成为定额，这个数字终明一朝，都没太大的变化。这么算下来，大明的田赋在历朝历代都不算高的。

        穷苦出身的洪武皇帝初衷是美好的，尽可能降低子民的负担。但造成的恶果也显而易见。田赋作为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在数百年间不能变化，但政府的各项开支不可能保持不变，民间的生产力也一直发展。那么官府自然就会有其他方式来向百姓伸手要钱而且这种方式更加不受制度所约束。

        大明田赋的另一类就是役银。田赋收入均需解运至京，役银便成为地方政府的行政经费。皇帝和各部衙门的各项额外开支，也通常通过“坐办”的形式摊派到地方，转化为额外的役银。使得各级官僚上下其手，层层摊派。役银被摊派到田赋之中形成的附加税多达二十余种名目。

        这么算下来，大明的农税征收比率通常是在30%左右，甚至一些地区会达到40%-50%，再加上地主乡绅的盘剥和压榨，大明的农人负担极为沉重。

        另外，大明田赋的征收范围并不仅限于耕地。桑树、果园、鱼塘、林地，甚至是琼州府的棕榈树都被计入了征税范围之内，这也算是印证了什么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考虑到朝廷并不需要这些五花八门的产物，因此经营桑树、果园、鱼塘这些产业的农民在纳税时也同样是用谷物来缴付。

        大明的农税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占比近八成，而商税却只有可怜的两成。而且，大明农税征收也是趁逐年下降的趋势。在万历年间，大明尚能征收农税折算白银2000万两、工商税220万两、杂色收入348万两，合计财税收入2652.6万两。到了崇祯年间，财政收入却下降至400余万两，崇祯十七年更是只有几十万两。

        齐国去年的财政收入就突破了一千二百万汉洲银元，折算白银约1500万两，而汉洲的人口规模才不过五百万。

        齐国的财政收入如此之高，依赖的并非传统农税征收，而是大量的商税，以及政府控制的厂矿商社上缴的巨大利润。在去年总的财政收入中，农税只有区区两百三十万汉洲银元，占比不到两成。

        因而，齐国的皇帝和内阁才发布诏令，将农税征缴比率从15%下调至12%，这点财政损失，对于逐年增加的商税和企业上缴利润而言，可谓是微不足道。

        而且，此举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经济压力，还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日益扩大的工业生产提供更多的农产品，并相应增加农民的农业收益。

        稳定的农业生产环境，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多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组（社），以及逐步减轻的经济负担，就是为了在齐国工业革命进行的同时，先努力掀起一场农业革命。

        人口、农业和工业方面的发展，将是齐国未来数十上百年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核心。这些变化，彼此互相影响，也和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其他变化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齐国的工业、城市、民生和帝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里，最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一个人丁兴旺、万民温饱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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