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诉求
绍武朝的官吏数量，相较于前明，爆涨了近两倍。
其中许多胥吏被纳入名录，接受俸禄，受到吏部的管辖。
而省试的举行，又让许多的秀才、举人参与衙门中，一下子就断绝了胥吏的世袭。
同时，胥吏由省试提拔，虽然造就了一些不懂得基层工作的读书人，但却提高了其素质，更加有助于地方主官对地方的控制。
且胥吏是本土任职，而省试后的吏员，则是本府随机分配，异县为官，能够很好的杜绝其结党营私。
故而，民间言论：吏员如官，吏治甚于前朝多矣！
这也为绍武朝的新政实施，奠定了基础。
减租减息，三乡老，通判推官，赋税直收，推广农作物……
这一桩桩，一件件，才造就了如今这盛世。
据吏部统计，平均每县官吏数目，从前明时期的百来人，扩充至两百余人，近三百之数。
其中，既有巡检、仵作、僧道阴阳官等，又有六房书办，吏员，以及民间的乡老。
府、省的官衙，也逐步扩充数量，才能管辖如此庞大的官僚。
由此，中央的文武官吏，约莫五千来人，而地方则超过了四十万。
而实质上，官衙还大量雇佣了白役干活，其数量是官吏总数的三到五倍。
笼统的来说，大明朝两亿人，吃皇粮的人数约莫有在三百万，其中包括了军队、百官、吏员、白役等。
官民比例，约莫七十比一。
而要知道，前明时期吃皇粮的不过二十万，就备受文人们苛责，财政负担太重，皇帝不断的进行苛扣，经常拿纸钞、胡椒等抵债。
这些人的俸禄，一年总数超过了六千万。
其中，军队包括京营、边军、巡防营，总数约七十万，养他们就要三千万。
想到这，一向与钱粮相伴的阎崇信，忍不住哆嗦道：
“我朝官吏之数，远胜于前朝，古往今来数千年，也唯有我朝官吏最多吧！”
“年支六千万，古之未有啊！”
礼部尚书赵郎星闻言，也叹道：“中堂所言极是。”
“近些年来，民间许多士绅言语裁撤官吏，开源节流，朝廷官吏太多，让人难安啊！”
“不过说起来，如此多的官吏，在中堂手中依旧能够稳妥安置，俸禄不曾拖欠，实乃少有啊！”
阎崇信闻言，略显得意道：“官吏繁多，某在内阁也是经常难安，思索再三之后才略有所得。”
“这大明，全靠商税维持。”
去年的秋税渐渐抵达京城，数量与内阁估计的相差不离。
比较现象级的是，绍武十八的商税第一次超过了农税，这对于内阁来说，是极具震撼的。
地方上缴九千万块银圆，而粮税只只有四千万左右，如果换算成粮食，一石八银毫，那就是五千万石。
相较于前明时期，几乎翻了倍。
内阁仔细研究，除了收税更为彻底之外，大部分的增长点在于台湾府、东北三地的开发，尤其是辽东地区，其地广人稀，京城所食之粮，泰半来自地。
而商税中，酒、茶、铁、盐四项为杂税，仅仅靠盐，一年就上缴两千万块，着实离谱。
其余与地方分成的关税、坐税，也上缴两千万来万。
再加上一些零零散散的，达到了五千三百万块银圆。
所以在阎崇信眼里，绥远和察哈尔商税收的多，而安南除了粮食一无所有，在安南和绥远之中选一下，他宁愿选绥远。
阎崇信对几人讲解着赋税的要点，感慨不已。
如果去除商税，那么仅仅看四千万的粮税，根本就养不活如此庞大的军队和官僚。
这般，就导致了官僚体系依赖于商税。
“重农抑商，断不可以行了。”户部侍郎苏子翁附和着，然后愤慨道：
“许多不知深浅的，言语朝廷轻农重商，与民争利，这要是不争，朝廷怎么能活得了？”
“难道要像前明时期的崇祯皇帝那样，向百官来化缘养军吗？”
“好了！”阎崇信安抚道：“都是一些少不更事的，朝廷把税收到他们头上，自然就心绪难当。”
“莫要听其胡言乱语。”
而一旁的赵郎星无言以对。
他算是看明白了，这两位是过来唱双簧，表演给自己看的。
前几日，他家的应为漏缴关税，被罚了两千块银圆，这些时日对于户部一直摆脸子，看不顺眼。
阎崇信瞥了一眼赵郎星，见其抿着嘴唇不发一言，他心中一笑，对着苏子翁微微点头。
苏子翁也配合道：“要我来说，朝廷每年剩下一千来万，为了以防万一，商税还是要收多一些。”
“中堂，不如效仿前宋，施行官营如何？”
“官酒，官盐，官醋，官茶、官布，照我来说，这样一来商税起码能再翁三五千万，这要是突破了一万万两，才算是真正的盛世啊！”
“不行。”赵郎星再也坐不住了：“赵宋冗官、冗兵，还要上供给蛮夷，自然苛扣百姓，如今我皇明亲政爱民，断不可行此事。”
“怕是一旦施行，民间就不稳了。”
他家就经营着大量的醋场，酒场，这要是收归国有，朝廷亲自经营垄断，那还赚个屁呀。
“安坐！”阎崇信微微一笑，不紧不慢地问道：
“为何商税倍于前朝，而百姓们却不反？”
“下官不知。”赵郎星平静下来。
“我也曾疑惑，陛下亲解道，此为直接税和间接税。”
阎崇信摇摇头，站起身对着紫禁城的方向拱了拱手，表达了对于皇帝的敬仰：
“所谓直接税，谓之农税，亲自从农家手中取走，自然是人皆恨之。”
“而间接税则不然，如布匹，价格高了些，那衣服就在多穿几日，等实在穿不了，就跺了跺脚再买，那时候只会骂奸商，何怪朝廷？”
“况且，能买得起或许的，口袋之中总是存了些许钱财，买不起的自然就不买。”
“所以，商税不仅得征收，而且还得不断收，一直收，农税则相反，尽可能的轻徭薄赋，百姓们口袋里有钱，商税才能收起来。”
赵郎星恍然。
他沉默了一会儿，开口道：“下官明白了。”
阎崇信微微颔首，露出了真切的笑容。
事后，其才快步而至京城，向皇帝汇报此事。
朱谊汐听其解释后，才叹道：“到底是读过书的，知晓分寸，讲明白了就好。”
“些许的读书人，为官多年，忘记了圣贤书上的道理，一心被银钱遮住眼睛，着实该磋磨一番。”
阎崇信拍着马屁：“陛下怜悯，让其改过自新，实乃是千古圣君也。”
对此，朱谊汐摇摇头人，继续裁剪着眼前的一颗花树。
手中的剪刀飞快，不一会儿就将整颗树修剪得坑坑洼洼，就像狗啃了一般，分外的难看。
阎崇信见之，眼皮抖了抖，就当没看见。
朱谊汐则不然，反而认真的打量起来，看样子满意至极。
见其脸色不变，他才道：“修剪树木，看的不是当今，而是往后。”
“减去那些枝叶，留下空间给新枝，从而让其更加美观动人，一时的美丑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是未来。”
阎崇信闻言，神色一禀，似乎有所悟。
实际上，朱谊汐的心情并不太平静，他只是借着修剪花树来使自己平静下来。
如果是在当年，官员如果喊几句与民争利，他早就耳光子扇过去，直接一贬到底，来个排气泻恼。
但如今登基日久，他成熟了，知晓了稳重。
赵郎星，礼部尚书，表面上看是一个人，实际上他的身后站着一大串文武官吏，处置了他根本就不见效。
这群人，可以将其代称为既得利益群体。
他们又与明末时期的士绅不同，这群人是由官商群体构成。
家族中推出人来当官，然后族人经商，相互勾连，支持，从而势力庞大。
毕竟科举这玩意儿，除了要脑子外，钱财占据很大的份量。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山西晋商群体。
人家徽商是穷山恶水，不得不出来经商，而晋商则得益于边贸，主要的人才放在经商上。
这种人让朱谊汐想起来了英国的新贵族群体。
何谓新贵族，就是不再依靠土地，而是靠经商发家致富的贵族，思维上更加广阔。
按照常理来说，苏格兰发生叛乱，查理二世想要加税解决军费问题，这是很正常的思维。
但新贵族不肯，要求限制征税权，不同意立马就造反了。
所谓的天主教信仰问题只是借口，主要是利益。
这行为大明则是什么？
江南不纳税的士绅。
盐税一年百万，茶税几十万，根本就在糊弄鬼。
而如今，农税减轻，绍武朝中央集权力度加大，士绅们不得不屈服，大多缴纳田税。
而这时候，重税的商人群体不乐意了。
尤其是有钱有势的官商，本来能赚百分百的利润，如今要掏三成给朝廷，着谁忍得了？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朝廷从上至下的重商思维，让商人的地位曲线性升高，其诉求自然就出来了：
“减税！！！”
在思想上，他们以经世治国为口号，大肆要求朝廷重视商业发展，减轻商人的负担。
而在行为上，他们则要求朝廷重视商人利益，如减轻赋税，减少关卡……
表面上来看，这是很正常的诉求。
但这与朝廷的利益冲突了。
因为从幕府时代开始，就对商税大肆征收。
如川盐入楚，楚粮入吴，依靠着长江这条黄金商道，幕府不断地征收商税，养活了十万大军。
不然的话仅仅依靠被肆虐的湖北地区，简直就是难如登天。
为了安抚商人，朱谊汐就不断地出台政策，营造良好的经商环境，肃清吏治。
如南京登基时，他废除贱户、杂户，一律统称为民户。
表面上来看是贱户得利，实际上却是大量的商人们获得了实质上的好处。
因为在前明时期，除了江南地区少量商人外，大量的商户是很难考取科举的。
皇帝出台的政策，为其子嗣登科举扫清了障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再如是。
中央朝廷的每项政策，都有深意。
同时，贱户变民户，就代表着其不再享有免税的政策，一切行事都要征税了。
换句话说，从现在开始，青楼也要缴税了。
官员们讨厌贱户，除了其身份低贱外，还有一项原因就是因为其不纳税，不服徭役，无利可图。
雍正时期的废除贱户，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扩大税源，进行收税。
沿海漂泊的疍户、江南地区的惰民、丐户等，也纳入人口户籍，缴纳赋税。
不然的话人家满清皇帝，八旗贵族们都照顾不过来，哪里想得起几百上千年来的贱户？
历朝历代不管不顾，也是说明其无利可图。
税收这种事，农税轻了，商税就会重，非此则彼，根本就没得平衡。
而如今，绍武皇帝选择轻田税重商税，这就让一群过惯轻松日子，且实力逐渐膨胀的商人们不舒服了。
官员要求重商，其背后都是一群商人在支持，或者本身就是经商。
面对这些人，不管不顾地处置，不过是强行压制矛盾，使得矛盾更加激化罢了，不值当。
“前明依赖于田税，故而对士绅再三小心，我朝依赖于商税，对这群商人们也得注意了。”
正是因为想的这般深，朱谊汐才有气。
今日减税，明日就争权，后日就是推倒皇帝。
这在西方历史上是有迹可循的。
而东方由于长时间的君主专制，君主妥协就会死亡。
对朱谊汐来说，如果所谓的资本萌芽是要夺他的权，推翻他的家族统治，那这萌芽不要也罢。
权力就像毒药，只要一入口就摆脱不得。
“不过，有利也有弊。”
朱谊汐忽然又松了口气。
国朝赖以商税而活，就必然不会舍弃商税，不断地加码，维持财政的健康。
同时，自古以来，中国的农民就占据多数，这也就意味着读书人多出自地主群体，这群人或许重商，但绝对不会摆脱儒家思想。
毕竟儒家到现在的程朱理学，就是地主阶级改造后的产物。
“压制和发展，这并不矛盾。”
皇帝自言自语了一番，随后道：“你做得不错。”
阎崇信大喜：“这是臣应该做的。”
“商税之重，国朝仰之，岂可轻动？”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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