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26章 封禅(廿三)临清钞关(下)
高务实的这个说法对于后世之人而言很好理解,无非就是市场饱和嘛,或者准确一点说是在当前条件下的市场饱和。但是对于朱翊钧而言,要理解起来就会困难一些。
虽然根据高务实的经验,“不要低估古人智慧”是完全有道理的,小看“古人”很有可能会吃大亏。但是,这里的“古人智慧”通常是指他们对人性的理解与利用并不逊色于后世之人,而偏偏人性的发展提高速度相对比科学的发展提高速度,那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但古人的智慧并不是万能的,不能期待他们能突破学识局限,在某些专业的问题上展现什么远见卓识——比如数学物理化学这种需要一整套从基础搭建的学术体系,也比如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整体逻辑。
跟古人玩心眼,后世之人未必能有多大的优势。如果想要有优势,就只能引入其他有利于自己的变量——比如高务实引入新式器械获得商业优势、引入新式武器与相应的战术体系而获得战场优势。
总之,他这些年在各个层面的胜利,其实都是靠引入一套只有利于他这个穿越者的变量来取得的。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等人为何面对他的时候总是束手束脚?
有两个方面,一是高务实的布局早在朱翊钧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展开了,先手优势大到离谱,而他能提前布局的这个变量就是他知道原本的历史,这是他独享的变量。
二是他在权力体制中提前布局的同时,还利用了实学派的学术理论特点,早就打着实践出真知的旗号搞了成功的商业创业,拥有了雄厚的经济资本。
这意味着,你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什么的,都需要靠着江南财阀的钱财来形成政商联盟,而我高某人呢?不好意思,我政商一体。
我要搞你们,只要找出点你们双方政商勾结的弊案出来,你们该请辞就得请辞,该下台就得下台;可你们要搞我,你们能怎么搞,说我自己勾结我自己吗?
所以,您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栽赃陷害说我意图谋反,如果陷害谋反实在说不过去,那就说我尾大不掉。除此之外,你们还能怎样?
但是意图谋反也好,尾大不掉也罢,关键在于皇帝得信啊!至少也是皇帝会因为你们的说辞对我有所怀疑,你们才有机会啊!
可惜你们还是办不到,因为我故意在南疆搞出一摊子“事业”,这个“事业”说大不大——偏僻南蛮之地;说小也不小——独掌数国之政。
这一来,皇帝就放心了:哦,原来他志不在朝廷而在四野,那就没事了。
高务实为何这样做,而皇帝又为何会这样想?看看王翦灭楚就知道了。王翦老将军不仅出发时提前找嬴政要赏赐,进军的路上也时不时上疏求赏赐,为啥呢?灭楚这么大的功劳摆在面前,只要仗打赢了,以秦国的军功制度还怕没有赏赐吗?
当然不是,找大王要赏赐不过是一种自证,是提前表明“臣要的只是这些”,而且通过这种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自污,即让天下人看到“我这人贪心财帛,无意其他”。
那么到了高务实这里呢?道理也是一样:“臣为陛下理天下之财,不惟国家府库日丰,臣也因之富甲天下”,“臣为陛下平四夷之乱,亦求陛下赐一夷之地以传子孙”。
这个时候,作为皇帝要考虑的问题就简单多了,从“此人是否别有所图”的猜疑链解脱出来,变成只要考虑“此人提出的交换是否划算”就行了。
那么,划算吗?当然划算了!
朝廷原本穷得叮当响,各地边军军饷一拖就是三年五载,三大殿受损多年愣是没银子修复,天家庆典买些珠宝被朝臣谏言几乎淹没司礼监,先帝给妃子送点首饰差点被喷成亡国之君……这鬼日子过得,哪里像当皇帝啊!
现在呢?几十万两说花就花,户部别说抗旨了,连反对都懒得提,哪怕是长达数年的开支计划动不动就是百万级别,户部也能清清楚楚说明这些银子可以从哪来,将来又能因此收获多少长期收益,皇帝根本不必操许多闲心,只要大致计算一下就能“英明睿断”。
至于皇帝自己的小金库,那收益更是连创新高。什么辽南盐场产销两旺,什么海贸同盟的暗中持股每年分红,甚至前不久还在南洋白得了足足八万顷的田地……这么一个能做到公私两不误的元辅兼地官,哪个皇帝不重用,哪个皇帝不宠信?
政绩功业更不必提,安南定北援东征西还外带靖内,当真是把大明的武威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短短二十年里打得四夷拜服万国来朝,这还有什么好说!就算太祖再世,对这种臣子恐怕也生不出杀心,只会想办法让他继续老老实实辅佐太子吧?[注:这可能是朱翊钧小看了他祖宗的猜疑心……]
朱翊钧当然也不是从头到尾没起过疑心,只是高务实太熟悉他了,总是提前就故意留出了恰到好处的“破绽”,让皇帝自认为完全了解了高务实的想法——“皇上,这事儿臣保证帮您办妥。至于好处,咱们分一分,您拿大头,臣也顺便拿点。”
要是换了极个别脑子不清醒的皇帝,可能会觉得“都是朕的,朕不给你不能拿”,但早就说过,朱翊钧从来不是这种人。
在没有受到高务实影响的原历史中,朱翊钧就有两大优点:一是如果要你办事,他就肯放权,如果有人影响你办事,他还会给你排除影响,让你能全力发挥;二是他并非那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而是颇为人性化。譬如对李成梁,明明后期过错很大,但他依旧考虑到李成梁的前期功劳而愿意压下各种弹劾,保李成梁善终。
高务实深知朱翊钧的性格,因此故意露出这些“破绽”,作为某种交换条件让朱翊钧来选。很显然,朱翊钧认可了这些交换,甚至主动提出诸如晋爵、教导太子等更好的条件。[注:教导太子意味着“将来”的政治影响力,所以在皇帝看来是一种优待。]
以上这些都属于权力运行逻辑相关的事,朱翊钧能够想得明白,对于高务实的暗示也能心领神会。但是,诸如“临清钞关榷税额度不能继续提高可能是因为运河贸易已然见顶”这种事,朱翊钧就一时无法理解,需要高务实解释说明一下了。
其实临清一地的兴起本身就依托于运河,如果是在原历史上,甚至可以更确切的说,临清漕运的兴盛带动了临清城市经济的发展,从而使繁荣时期的临清成为明清两代重要的税收来源地。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山东巡抚陈济就向明成祖建议:“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以为定额。”成祖接纳其意见,开始在临清等地征收商税。由于商旅齐聚,车船辐辏,明廷收税颇丰。
从宣德四年(1429年)开始,明廷设置“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许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其中“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
宣德十年(1435年),朝廷又将临清钞关升为“户部榷税分司”。后来,临清钞关几经废置。鞑清趁乱入关之后,继承明制,清廷亦设临清钞关。
可以说自临清钞关设立以来,它为明清两朝的税收作出了巨大贡献。明朝中前期年收税银四万多两,到万历年间达到八万三千多两,比京师崇文门税收数量还高,位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占当时全国漕运税收总量的四分之一。
鞑清前期,临清虽不及明时繁华,但仍为清廷一处税源重地。如乾隆年间,除原有钞关外,又以查收“一切绕道货税”为由,在临清增设四处关卡。据《临清县志》记载:“临清钞关……其时所解款数,多或六、七万,少或二、三万,其余浮收均归中饱矣。故时有‘够不够,六万六’之谣。”
每年漕运时期,临清就呈现出“帆樯如林,百货山积”的壮观场面。明时,李东阳曾在《过鳌头矶》一诗中形象的描绘了临清的繁荣景象:“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
临清依赖运河与富商巨贾的贸易转运作用,与全国各地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鉴于其贸易转运中心的地位,市场上聚集了来自国内各地的货物。
临清市场上流通和转销的商品大多是生活日用品,转销以粮食、绸缎、棉布为大宗,外销则主要有棉花、梨枣、丝织品、羊皮及毡绒等。其中,粮米、布帛多来自济宁,绸缎多来自苏杭地区,茶多来自江南各省,铁锅来自无锡、广东,瓷器则多来自江西。
明弘治年间,临清的商业已然名闻天下。朝鲜使臣崔溥在弘治年间由宁波经运河北上京师,路过临清,目睹了其繁盛景象。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临清在京师之冲,商贾辐辏之地。其城中及城外数十里间,楼台之密,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船舶之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矣。”
嘉靖时期,临清已成为山东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了。到了万历年间则更胜,临清“北起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有肩摩毂击之势”。据同时期曾任户部尚书的赵世卿记述,临清城有“缎店三十二座”,“布店七十三座”,“杂货店六十五家”。可以说当时的临清已是商贾云集,一派兴盛景象。
原历史中已然如此,而这一世的临清则托高务实实学改革的福,发展得更好了。
商业上,除了上述提到的货物贸易,临清还多了其他几项“大宗商品贸易”。比如京华在京畿附近生产的各类钢、铁制品,包括农具、五金、机械部件等主力产品,虽然销往南方时并不走运河而走海路,但是在山东销售时,甚至从山东往西销往河南等地时,则必经临清。因此临清也吃到了北方工业发展的红利,作为商业枢纽从中获益。
除此之外,临清自身也因为高务实的关系获得了历史上原本没有的造血能力。这事说起来还挺有点意思,因为高务实本来并不了解临清,他是当了户部尚书之后,要求各地对自己当地已有特色产业向户部上报详细情况,然后看了临清的贡砖产业条陈,这才对临清做出产业规划的。
临清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土壤细腻,富含铁质,当地俗称“莲花土”。此土烧出的砖异常坚硬,非常适合建筑作业。
临清烧砖的历史可上溯至汉代,但因其规模小,并不为世人所瞩目,到明时则出现了一次意外变化。朱棣夺取帝位后,决定迁都北京,遂开始大力营建新都。他多次诏命山东、河南两省和直隶河间诸府俱建窑烧砖。
另外,自永乐十三年(1415年)京杭大运河全线疏浚,临清至北京的水运更为便利,这就为其大规模烧砖创造了良好的运输条件。从此临清的烧砖业迅速兴盛,其所烧之砖以“击之有铜声,断之无孔”而被列为贡砖。
临清贡砖在明初“设工部营缮分司督之,分司署在中州,因名其地曰:工部厂。颇甚宏壮,岁征砖百万”。高务实看到这里才想起来,因临清贡砖质量上乘,所以明清两朝的都城、御花园、皇帝陵寝等的建造均取砖于此。
此后,临清官府的砖窑“辟陶招商,视昔加倍矣”。临清在开始烧制贡砖之初,共有四个砖厂,因需求量不断增大,其规模也日渐扩张。
根据临清当地上报给户部的条陈,他们统计运河沿岸,发现从东西吊马桥到东西白塔窑,再到东北部的张家窑,最后延续到东南部的河隈张庄,连绵六十余里,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砖窑。
据其上报,当时的临清就有砖窑共192处,每处有窑两座,共有窑384座,足见其规模之庞大,从而也可推想出其烧制贡砖数量之巨大。临清贡砖的烧制招致了大批的手工业者聚集临清,也促进了临清城市的繁荣。
高务实看到条陈之后,立刻派了京华矿业的人去临清及周边地区考察,最后发现临清所在的东昌府有非常优秀的水泥制造业相关矿藏,不仅种类全面,而且质量上乘。根据京华矿业的调研分析,认为在临清开设水泥厂非常合适。
材料就地可取而且上乘,交通便利易于向外输出,当地人口众多便于招工……各项条件简直不能再好,因此京华在山东的第一家大型水泥厂很快就建立起来。此后,该水泥厂不仅在临清及周边售卖产品,甚至辐射大半个山东,乃至长江中下游北部不少通行水陆的地区。
以上这些,也正是当今临清的榷税能够比原历史上多出三万余两的主要原因。
高务实将这些税收来源一一分析给皇帝听了,朱翊钧这才恍然大悟,道:“朕明白了,临清之榷税多寡,在于经由该地的商贾做了多少买卖。若是商贾们的买卖做到一个额度之后无法继续增加,则临清的榷税也就不可能增加了……是这个道理吧?”
“正是。”高务实道。
朱翊钧挠头道:“可是道理朕虽然懂了,但解决之法朕还是不懂啊。你方才说可能是‘运河贸易额见顶’,这意思是运河逼仄,容不下更多商船么?但去年不是已经修葺加宽加深过一次了么,难不成还要继续拓宽?”
繁荣的商业当然有赖于便利的交通,但如果只有交通便利,显然也是不够的。
果然,高务实摇了摇头,道:“那倒不是,臣以为拓宽之后的运河目前是够用的。如今临清商贸发展趋于停滞,乃是另有原因。”
“什么原因呢?”朱翊钧问道。
“臣以为原因有二。其一,海贸繁荣导致南北二京之间的贸易往往不再经由运河,更南边的福建、两广等地就更不必说,肯定全程海运。这样以来,运河贸易就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原有的货物往来。
其二,在海运的竞争之下,临清乃至运河沿岸各地不够主动,没能想办法开拓其他贸易来弥补被海运夺走的贸易额,致使明明各地这些年都有新兴产业出现,但运河沿岸却没能利用起来,只是干瞪着两眼流口水,却偏偏吃不到嘴里。”
朱翊钧沉吟着点了点头,又问:“可有解决之法?”
“有是有,不过这次恐怕要吏部与户部配合才好办,而且也未必能立刻见效,总要有个两三年,甚至三五年时间才行。”
“吏部与户部配合?”朱翊钧奇道:“如何配合?”
高务实道:“让吏部在结合考课法给运河沿线各地方官更大政绩压力的同时,由户部对上京述职或初次外放履职的官员进行一些短期培训,教他们一些发展地方优势产业以及拓展临近地区贸易相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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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具体圣驾到临清的描写就省了,因为到各地的描写往往大同小异,每个地方都写一遍太同质化了,所以天津写过就算完事,咱们节省点笔墨和篇幅。这一路南下,主要还是总结改革成就,以及描写君臣二人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等主旨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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