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37章 正国本(一)

第2037章  正国本(一)

        “元辅所见深符朕意，着内阁核议具奏。”

        高务实的票拟“代王言”是如此写就，仅仅不到一个时辰之后，御笔朱批下达时也是如此写就。

        这便意味着在万历一朝已经持续近二十年的“国本之争”，此时此刻终于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

        参与决赛的选手一共有三位，分别是皇嫡子朱常灏、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

        以上这个排名自然不是简单按照年龄来排，而是从儒家礼教之传统出发，按照三位选手各自身具之“正统性”来排的。

        正因如此，年岁最小、尚在襁褓之中，刚刚做完满月礼的皇嫡子朱常灏反而能排在第一位；年岁最长的朱常洛依靠年纪这一优势紧随其后；皇三子朱常洵则主要依靠母妃郑皇贵妃的圣眷而忝居最末。

        在这场决赛之中，原本不该有皇三子朱常洵的位置，但由于其母妃郑皇贵妃的圣眷，他也能成为决赛选手之一。

        这里有一个隐含的因素，与传统的母凭子贵不太一样，朱常洵是子凭母贵——前一章已经专门说过，大明朝正式的“皇贵妃”与寻常贵妃不同，她是“有册有宝”的，地位可以说已经被明确为“副皇后”。

        既然如此，理论上她的儿子自然就应该比除了皇后嫡子之外的其余任何妃嫔之子都要尊贵。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看，其实皇嫡子也属于“子凭母贵”。

        事实上，皇宫之内，天家之中，“母凭子贵”与“子凭母贵”这两种情况往往是并行不悖的。

        皇后无子仍是皇后，但在某些时候可能因此被废；不过一旦有子，则无论其本人还是其子，地位都将获得极大巩固，至少在大明朝还没有出现过例外。

        皇子诞生，其母即便原本只是寻常宫女，也几乎一定能跻身“妃”字辈，地位得到巨大提升；但倘若她原先地位太低，反而会连累其子的地位也很难提高，除非……如朱常洛一般，赶上了庶长子这个身份。

        之所以朱常洛与朱常洵在皇嫡子出身前各有支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郑皇贵妃的“有册有宝”。抛开圣眷这个不能在立储问题上被朝臣公认的因素，郑皇贵妃本人在身份上力压朱常洛之母王恭妃。

        是的，此时朱常洛的生母依旧只是“王恭妃”，而不是原历史上万历三十四年之后被晋封的“贵妃”与“皇贵妃”。

        这句话这样讲可能不好理解，其整个过程是这样的：原历史上的万历三十四年，王恭妃先是被晋封贵妃，同年又被再次晋封，成了皇贵妃。

        在那个时空里，王恭妃晋封皇贵妃这件事，实际上意味着朱常洛的地位最终稳固——即便在此之前，他便已于万历二十九年被册封为太子了。

        换句话说，朱常洛成为太子之后五年，其母王恭妃才晋封贵妃、皇贵妃，母子二人地位至此拉满(毕竟皇后无过，不可能随意废后，况且朱翊钧也没这个意思)。

        这五年时间显然不是那么轻松度过的，明争暗斗还有很多，不过这与本书无关，就按下不表了。

        且说当前局势：王皇后与朱常灏母子，属于正统性拉满，背后又有高务实的支持，无论是从伦理来说，还是从朝中实力来说，都可谓是国本之争总决赛中赢面最大的一方。

        王恭妃与朱常洛母子是典型的母凭子贵，王恭妃本人在朱翊钧心目中的地位几近于无，朱常洛在母妃那里得不到任何一点有意义的支持，反而背负着不小的“负资产”。

        好在朱常洛毕竟占着一个庶长子身份，再加上朱常灏出生太晚，因此心学派早已经前赴后继在朱常洛身上投下重注，如果此刻放弃，则“沉没成本”未免太大，于是不得不咬牙继续支持，这就让朱常洛还有一点翻盘的机会。

        当然，除此之外朱常洛还有一点优势，即在非常意外的情况下——比如皇帝突然驾崩之类。那么按照“国赖长君”的传统观点，朱常洛的继承正统性会临时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不过，具体有多大的提早则不好说，因为这其中有一些说道。

        “国赖长君”这个说法的出现是有原因的，而且还很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是“家天下”，皇位的继承只以血缘远近来划分，只不过为了国家的存亡考虑，一般即位的皇帝多是年纪相对比较大的皇子，幼主继位不是不可以，但最好不要发生在动荡年代，亦或者权臣在朝之时。

        但是，“国赖长君”真正的只是简简单单地为了王朝的存续吗？

        古代的婚姻制度与现代还是十分相似的，男女什么年龄嫁娶都是有一定规定，只不过现代社会并没有规定出嫁时间的上限，而在古代却规定女子出嫁年龄的上限，即多数时候女子十八岁必须出嫁。

        这一点甚至写进了法律之中，很多朝代规定是男子、女子如果不能在年龄允许的范围内结婚，那么就会受到处罚，而且是重罚，大明也不例外。

        同时，中国古代常常设有一个神奇的官位或者说机构，叫做官媒，换句话说就是官方媒婆。如果男女到年纪而不结婚，可能官府就会派遣官媒为男女保媒。

        到了这种时候，成亲就是强制性的，如若不然，家庭或者家族就会面临大量的罚款或者其他惩罚。当然，这种通常都以金钱作为惩罚的制度，一个豪富之家估计可以负担得起，而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头百姓是决计负担不起的。

        何况，哪怕是这家人宁可损失这些钱财，但作为一个大龄女子在当时的社会能够出嫁就十分不容易了，始终不出嫁反而可能遭到社会歧视。

        嗯，在这一点上刘馨是有发言权的。只不过她长期待在高务实府里，社会性歧视难以出现在她面前，而她也足够有钱——即便从个人角度来说，她哪怕不算京华秘书长的薪酬，其也有着京华医药的原始股，区区罚款不值一提。

        说回正题，古代女子出嫁的时间比较早，那么男女双方之间孩子出生的年龄也相对来说比较早。由于生育孩子的父母年纪尚小，孩子的身体也注定不会特别好，因此大多数的孩子都会出现先天不足的情况。

        具体到天家，古代皇室为了稳固政权，大多数会出现联姻的状况，皇帝或者皇子们大多数都会与自己的舅父家的孩子成亲(注：大明不是)。

        这样一代接着一代，两家的血缘自然亲密，但也就很容易出现极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生育畸形儿或者孩子先天生理条件不好，这对于皇室的御医们的医术也是巨大的挑战。

        在京城之中，自然名医云集，无论是小儿病症还是妇科刀伤，都有擅长者，但是还是抵不住皇室皇子们一些莫名其妙的伤病。

        一旦年幼的孩子们染上了一些奇怪的病症，御医们往往是束手无策。比方说，同样是孩子染上了肺结核或者是水痘等病症，在现代社会问题不大，花钱就能摆平，甚至是提前摆平(疫苗)。

        但是，在古代可就不同了，哪怕是出生天家，也只能依靠孩子们自身的体质挺过去，如果挺不过去，那么也只能看着他们病逝。

        鞑清的康麻子之所以是康麻子，就是因为其幼年时就曾经出过天花，而太医院所提供的治疗方式也仅仅是外出避痘，避免传染其他人，同时尽量做一些滋补的汤药来保证玄烨的体力罢了。

        因此，在古代的医疗水平的情况下，幼儿的死亡率极大，不仅民间如此，皇室面临一些重大疾病之时，其实也没好到哪去。

        由于皇室为了子孙繁茂，所以皇帝一般成婚时间相对较早，更何况还要在未大婚之前安排一些试婚宫女伺候，因此生育的年龄也就相对来说比较早。

        而在这个时间段生下来的孩子们大多都很难活下来，只有皇帝在成年之后，生育下来的孩子才有更大的希望存活下来——算一算朱翊钧夭折了多少个孩子就知道，这里都不忍举例。

        如果皇帝和皇后的年龄足够大，那么皇子的年纪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大，因此除去那些先天夭折的孩子们，所剩下的孩子只有其中年长一些的，心智上会相对来说更加成熟。

        反之，如果继位的皇帝年纪比较小，无法独立处理军国大事，权力往往就会落在太后、权臣或者是身边宦官的手中。

        比如在汉朝初期，国家大一统刚刚完成，就因为刘邦去世而出现了吕后干政的现象。而在汉朝末年以及唐朝末年，宦官的权力飞涨，甚至到了可以主导皇帝废立的地步。

        至于在明朝，由于独特的内阁制度，权臣专权倒是不常见，但原本万历年间朝廷大权掌握在内阁首辅张居正手中的故事也不能无视。

        试想一下，如果皇帝继位时的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大，比如至少二十几岁的年纪继位，那么皇帝既有雄心壮志豪气凌云，又基本具备了治理国家的才能，自然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干政事件的发生。

        但是如果皇帝的年龄较小，那么上面的三种干政情况随时可能会出现，或是其一，或是兼而有之。

        与此同时，幼主登基就意味着父皇已经丧命，这对于尚处于年幼时期的小皇帝来说也是心理上一个不小的影响，甚至可能影响其心性的养成。那就意味着也没人知道这位皇子在继位成为帝王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在成长过程中被身边的人教坏等等。

        反之，皇帝是一个成年人，那么执政思想和个人性格基本是固定的，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具备高度确定性”，这样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大臣、百姓都是好的开始。

        若干年后出现的“现代国家”，在选举国家元首时往往会有年龄下限的限制，其道理也正由此而来。

        当然，刚才说过，明朝由于体制独特，其在这个问题上具备一定的特殊性。

        其一，明朝在永乐之后基本已经不具备诸子夺嫡的某些先决条件，即亲王(皇子封亲王)掌兵的权力和任意结交大臣的权力。

        这两个改动使得皇子们在登基之前无法有效地培养个人势力，只能依赖其自身的正统性按照制度决定是否能够继位。若是不能，那就只能等着封王之国，当个富贵闲人。

        其二，明朝独特的内阁制度使得即使首辅也只是具备“有限相权”，同时还连个宰相的真实头衔都没有。这就使得在明朝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权臣，错非是特殊情况导致的特殊时期——比如历史上的张居正，那么权臣的威胁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话说回来，张居正那个“权臣”其实也很有水分，事实上他如果不能取得李太后的默许，且与冯保形成内外一体的攻守同盟，其权力本质上来说依旧有极大的局限。

        说得不好听点，李太后只要拉着皇帝下一道旨意，张居正也得和他的前任高拱一样当场卷铺盖走人，时效性之强可谓是“政治死刑，立即执行”。

        别说李太后了，就算只是冯保跳反，张居正也做不成事。正因如此，张居正才不得不多次包庇冯保。

        不是张居正不知道其中危害，而是他深知如果没有了冯保，他这个所谓的“吾非相，乃摄也”就不过是一句笑话。

        其三，既然皇室兄弟和权臣的威胁都解除了，那么按照中国历代的传统，就还剩下最后一个：外戚干政。

        不过……在大明朝说外戚干政，但凡读过五分钟明史的人都知道是纯属搞笑。

        关于这一点，首先要知道历史上的外戚干政是怎么形成的。

        就以公认最强大的汉唐两朝举例：汉朝的外戚都是什么档次的外戚？前期都是名臣之家，或者世家大族出身，比如霍家、窦家；

        后期虽然也开始选择普通人家，可是一旦成为外戚，立刻就会得到巨大的实权。比如说东汉末年的何进，他就从肉联厂老板一跃而为掌握天下兵权的大将军。

        唐朝的情况也与之类似。比如说贡献了大唐皇室最多皇后的家族是哪家？正是大名鼎鼎的太原王氏。

        这样的外戚家族有什么特点？特点就是本身实力很强，一旦身居高位，家族之中有大量人才可以安插进朝廷班子，一下子就能把朝廷大权给接掌过去，直接架空皇帝。

        这里的例外可能就是何进，何家本来是被宦官集团捧上去的，宦官们看重的就是何家根基浅，只能与他们形成联盟。

        然而宦官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何进这厮空有野心，却没什么能力，居然很容易就被袁绍这个士族代表给忽悠瘸了，居然要对宦官集团搞背刺。结果宦官集团和何家明明一手好牌，却最终一起手拉手打出了GG。

        总之，外戚想要架空皇帝，前提是这个家族树大根深，自己家族或者关联势力之中有大把的人才可用，否则是成不了事的。

        于是，吸取了教训的大明朝先是直接把皇室联姻的传统给换了，自永乐以后就不找大家族之女为后、妃，而是专从京畿附近的小官吏家族挑人。

        这样的小官吏家族有两大好处：一来他们没什么背景和势力，无法在家中出了后、妃之后拉出一大帮家里人来把持朝政；二来他们毕竟是官吏出身，家中女儿到底是有着基本礼仪和教养的，不必太担心会挑出一些蠢妇、恶妇、毒妇，对朝政产生大的危害。

        当然，以上这些还被搭配朱元璋指定的后宫制度一并施行，那就更让后宫妃嫔除了成为太后之外根本不可能对外廷朝政有置喙之机。

        除了联姻传统被换掉，外戚干政的另一条路子也被堵死，那就是“重用外戚”这个习惯。大明朝也“重用外戚”——五军都督府嘛！前后左右中五个都督府，每个府的左右都督随便你挑，能挑出一个有实权的都算我输。

        这样一套组合拳下来，外戚干政的所有途径全部都被堵死，所以终明一朝两百余年，没有哪怕一个外戚能对皇权形成任何一丢丢威胁。

        如此，皇权的交替就完全成了天家内部按照规则来确定谁继承大统的局面，而如果非要说这个制度还有一点外部干涉的力量，那就只剩文官集团——不是某位权臣，而是整个集团对这一制度的制约。

        所谓制约，可以分作一体两面来看。

        一方面，文官集团可以看做这个制度的天然拥护力量。文官集团的特点之一就是求稳，坚决反对国家动荡——因为国家动荡会导致武将集团的力量得到强化，让文官集团的利益受损。

        这样一来，文官集团就会不断的强化和拔高“正统性”的重要程度，坚决要求册立储君这件事必须按照规矩来办，甚至会不惜与皇帝本人强顶硬刚。

        归根结底，文官集团这么做从来不是什么正义感使然，而是集团利益使然。还是那个道理，触动灵魂都不如触动利益导致的后果严重。

        这就形成了制约的另一方面，即文官集团不仅是拥护者，它也是监督者。谁敢破坏这一制度，文官集团都会与之敌对——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同时，这种敌对也不分对象，即便破坏者是当今皇帝本人也不行。

        本来在国本之争的过程中，郑皇贵妃虽然一直被文官集团立为靶子，可是由于郑皇贵妃也不是不懂规矩的人，她并没有直接跳出来做什么明面上破坏制度的事，而是躲在皇帝身后怂恿皇帝去和文官集团斗法，因此一直以来文官集团也没能直接打击到她本人——虽然这种尝试从来没有断过。

        但是昨天发生的事却给这样做创造了有利条件——现在，你郑皇贵妃涉案了，而且涉的事弑君大案，那我们文官集团就必须彻查到底了。

        王家屏那样的传统官员都能在即将卸任之前做出要以辞职相迫的决定，就已经足以说明一切。

        不过，王家屏的立场相对比较简单直接，有意思的还是高务实和沈一贯的态度。

        沈一贯支持彻查，是自知情况敏感，自己已经有了暴露的可能，因此希望把郑皇贵妃推出来当挡箭牌，或者说树为标靶，引得所有的火力都朝她发泄，从而使自身涉险过关。

        高务实支持彻查，是在知道皇帝不肯大动干戈——尤其不肯动郑皇贵妃的前提下，以彻查翊坤宫为由头，顺藤摸瓜把沈一贯这个幕后黑手给揪出来。

        在他看来，如果事情能够朝这样的方向发展，一来沈一贯这个朱常洛的最大支持者基本要宣告政治死亡；二来又可以警告郑皇贵妃，让她知道事不可为，今后不要再有非分之想。

        当然，还有第三点：郑皇贵妃经此一事虽然不必负主要责任，但大罪可免，小罪难逃，事后多半也还是要受到一些惩戒——比如削掉“皇贵妃”名号中那个“皇”字，收回宝玺，不再被视为什么“副皇后”，同时也就让朱常洵在皇嫡子朱常灏面前再无任何正统性可言。

        收到皇帝的正式朱批之后，高务实又前前后后认真思考了一番，终于起身去往王家屏的值房，请王家屏以首辅身份召集全体阁僚开会。

        由于今天是高务实当值执笔，而且他票拟的本件就是王家屏自己的奏疏，因此王家屏也是至此才得知皇帝已经一字不易地按照高务实的“代王言”朱批下来了，不由高兴万分，连道“吾皇圣明”，然后又夸高务实这件事干得漂亮。

        其实他是想夸高务实在皇帝心目中的影响力依旧巨大。不过……这话对于朝臣来说，特别是对于辅臣来说其实比较敏感，这种情况可以“众所周知”，但一般不好宣之于口，因此王家屏只夸高务实干得漂亮。

        阁僚召集非常顺利，毕竟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个关键的时间窗口期，一个个全在自己的值房等着，没有一个人去自己主管的部衙视察，因此很快就到齐了。

        王家屏迫不及待地宣布了“胜利”——没错，对他而言，皇帝答应彻查翊坤宫就已经意味着胜利了。

        不过，他发现自己宣布了胜利之后，大家都没有显得很兴奋，至少都不像他那般兴奋。

        这让目的简单的王家屏有些错愕，左看右看之后仍然不得其解，只好皱眉问道：“诸公何以皆无喜色？”

        此问一出，梁梦龙沉吟不语，赵志皋神游天外，周咏……啊，他反正一直被当做“举手阁老”，此时眼观鼻鼻观心也很正常嘛。

        得，王家屏算是看出来了，这几位要么已经在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乡养老，要么长期以身体不佳为由装傻充愣，要么就是做凑数阁老做得怡然自得，总之指望他们说句实话那是完全没戏的。

        现在内阁之中，除了他王元辅自认还是心怀天下之人以外，真正能顶用的也就高务实和沈一贯二人了，还是看看高、沈二位有什么见地吧。

        “日新、蛟门，不知二公对皇上这番朱批有何高论？”既然你们都不肯主动，那我作为首辅也只好点名提问了。

        高务实其实不太想在沈一贯之前开口，可是没办法，谁叫他是文华殿大学士而沈一贯只是文渊阁大学士呢？既然排名在沈一贯之前，王家屏发问自然也会把他摆在前头。

        高务实轻轻清了清嗓子，道：“皇上答应彻查翊坤宫，这自然是值得庆幸的大喜事，意味着昨日之事终于有了水落石出的机会，不会让意图不轨者逍遥法外，但是……”

        所谓凡事就怕“但是”，此时也不例外。高务实叹了口气，问了一个让王家屏瞪大眼睛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

        高务实右手一摊，问道：“翊坤宫乃是后宫，外廷部衙……比如三法司，要如何派人去查？”

        就这么一个简单之极的问题，就让理学大佬王家屏当场傻眼。

        对啊，外廷三法司全是大男人，怎么去翊坤宫这个深宫大内去调查？

        此时，沈一贯先是看了一眼呆若木鸡的王家屏，又瞥了一眼一脸无辜的高务实，欣喜之余却不禁有些嘀咕：高日新这句话本是我打算说的，可他为何却主动提了？

        沈一贯之所以想不通，自然有其原因。他当然知道王安看似“陈党”，其实有其自身利益，因此至少在国本一事上，王安因为捆绑了朱常洛，所以与心学派形成了联盟。

        因此，沈一贯昨晚就已经想好了，今天如果高务实能说服皇上，真的取得了彻查翊坤宫的权力，那么自己就应该借口三法司无法深入后宫调查为由，推荐东厂派人调查。至于三法司，显然只能作为协助，责任是在外廷部衙以东厂获得的证据或者线索为本，进行分析、推论以及定罪。

        总之一句话，沈一贯将坚持一个原则，即取证只能让王安从东厂派人去，外廷三法司绝对不能进入后宫。借口……哦不，道理是很光明正大的：后宫禁条乃太祖遗命，我等臣子断不可易。

        按照沈一贯的想法，高务实坚持的彻查肯定是“真彻查”，而经过昨天王安顶嘴陈矩一事，以高务实之谨慎，肯定也会怀疑王安的立场。故，高务实应该会很排斥提及“外廷无法进入后宫”这个规矩，使得讨论的方向朝“东厂取证”倾斜。

        然而现在意外发生了，高务实不仅没有排斥提及“三法司无法进入后宫”，反而话里话外都有一种故意要把这件事交给东厂的感觉。

        事出反常必有妖！

        沈一贯忽然有点毛骨悚然，他背脊发凉地想着：糟糕，莫非王安这厮出了问题？

        一想到王安可能出问题，即便阴险如沈一贯，也不得不胆战心惊。

        不为别的，他之前料定王安在国本一事上绝对不会与高务实达成一致，因此连刺杀高拣夫妇这种要命的大事，他也是拉着王安一起干的。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王安居然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跳反，那他沈一贯可怎么办？

        这可是刺杀当朝辅臣父母啊，是严重违反大明官场潜规则的要命举动啊！这事要是曝光出来，别说皇帝会如何震怒根本不敢想象，就算满朝文武也不会答应啊！

        官场自有官场的规矩，这些规矩虽然很多都不成文，但既然能形成共识，就一定有其原因，有其现实基础。

        现实是什么？现实就是官员的父母如果去世，官员本人就算身居要职也必须立刻辞官不做，回到家乡给父母守孝丁忧，一耽误就是二十七个月——当然一般都说三年，但那不是实指，实际是二十七个月。

        当然，伱非要说算上路途中花费的时间基本就成了三年，这就有点抬杠了，也不符合事实。

        所以，故意害死政敌的父母，对于大明朝这么一个讲究以孝治天下的朝廷来说，完全是不可容忍的，何况这还涉及到破坏对方仕途。你今天可以对某甲如此，明天就可以对某乙如此，后天还可以对某丙如此……那还得了？

        然而沈一贯正在惊骇之中时，想不出办法的王家屏却已经把目光投了过来。王家屏见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沈一贯神色呆滞，不禁诧异道：“蛟门公？蛟门公？”

        “啊？哦……元辅，是一贯失态了，敢请教元辅方才说了什么？”

        见沈一贯竟然失态如此，王家屏更是诧异。他实在想不到沈一贯有什么失态的必要……难道是因为沈一贯主管刑部，他担心刑部无法主导此次调查，失了露脸的机会？

        可是这也不应该啊！这件事如果最后真能以郑皇贵妃被定罪为结束，主导调查之人固然很露脸，但考虑到皇上对郑皇贵妃的感情，相应的主导调查之臣大概率会被皇上记恨……沈一贯这人，怎么看也不像是个为了公理正义便不惜失去圣眷之诤臣，那他如此紧张做什么？

        王家屏实在想不明白，不知不觉间，便下意识看了高务实一眼。

        高务实面带微笑，似乎觉得眼前的一切理所当然。

        王家屏陡然便觉得头疼欲裂——你们两个到底在斗什么法，怎么偏我王某人糊里糊涂，什么都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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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总感觉我所在的城市防疫趋势渐趋紧张……希望各位读者一切安好，希望国家和同胞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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