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4章 朝归倭附(十二)前车之覆

第1914章  朝归倭附(十二)前车之覆

        “就是说，皇上想要的不是大明水师，而是皇家舰队。”高务实把头往身后的椅背上轻轻一靠，微微合上眼问道：“皇上是打算由内帑出这笔钱呢，还是希望让户部出这笔钱，亦或者户部出其中一部分？”

        “皇爷说了，这么大一笔钱如果全让户部出，就算侯爷您公忠体国不介意，但想必也一定会面临朝野上下巨大的舆论压力，这自然是皇爷所不乐见的，因此皇爷是想问您……”

        刘平小心翼翼地注意着高务实的表情，轻声道：“户部最多能出几成？”

        高务实没有睁眼，只是哂然一笑，微微摇了摇头道：“刘平，本阁部这么跟你说吧：如果皇上是要完完全全依靠内廷打造一支皇家舰队，户部哪怕只出一两银子，本阁部恐怕也拿不出来。

        或者，本阁部也可以拿出来，但从那之后就只能坚决请辞，甚至挂冠而去，已而悠游林下，不再过问朝中事半句。”

        刘平面色大变，不可置信地问道：“阁老这话莫不是说笑？以您的盖世功勋……”

        “功勋或是荣誉，却非什么免死金牌，何况即便是免死金牌，可太祖也没说免死金牌有犯大过二不必引咎之能，该请辞的总要请辞。”

        高务实终于睁开眼，伸手拦住了正要说话的刘平，淡淡地道：“关于此事，你就原话上奏皇上即可，另外再转达一句，就说臣从不在这样的事情上说笑，这番话也没有其他任何意思，单纯只是陈述事实而已。

        当然，也请皇上不要误会，如果皇上决定做，臣依旧是全力支持他的。这种支持不仅是愿意尽户部能及之力批准这笔拨款，还包括辞任之后再个人出资赞助一些……

        倘若皇上需要京华造船厂也为打造舰队出力，臣也会将皇家舰队的订单安排在最前列，让他们优先完成。以上就是臣的态度，一字一句皆出肺腑。”

        高务实这番话在各个层面都超过皇帝的预期，刘平是大致知道皇帝态度的，当然也感到十分震惊和不理解。

        他既不理解为什么因为“这点事”，高务实就认为只要他帮了皇爷就必须以自己辞官为代价；更不理解为什么高务实看来并不介意辞官，甚至还愿意在辞官之后以个人之力助皇上成就这支舰队。

        “阁老，奴婢愚钝，实在想不明白这其中的缘故，不知阁老能否指点一二，为奴婢解惑，也好让奴婢回京之后多少能与皇爷分说分说？”刘平毕竟是黄孟宇的亲外甥，还是自信高务实不会一点内幕都不肯透露的。

        “其实皇上那边不必你去分说，把本阁部这些话告诉他，以皇上之智慧自然能猜到原因。”

        高务实说着，瞥了刘平一眼，轻叹一声：“不过伱若实在想不明白，那就……回头好好想想当年下西洋究竟为何被外廷坚决制止，甚至于后来刘忠宣宁可冒着欺君之罪，也要将下西洋相关文案一把火烧了。等你想明白这些，自然就明白本阁部的意思。”

        刘忠宣就是刘大夏，是弘治年间的兵部尚书，他深受孝宗宠遇，辅佐孝宗实现“弘治中兴”，与王恕、马文升合称“弘治三君子”，又与李东阳、杨一清被称为“楚地三杰”。

        武宗即位后，刘大夏屡疏请辞，以太子太保衔归乡。刘瑾专权时，被罚戍肃州。正德五年，遇赦返乡，旋即复官致仕。正德十一年，刘大夏去世，年八十一，被朝廷追赠太保，谥号“忠宣”——忠字打头，算是有明一朝颇高的美谥了。

        “下西洋？”刘平心中一动，眼珠子开始转动起来。高务实瞥了他一眼，心中暗暗叹息，也不知道刘平能不能想明白其中道理，不过想必朱翊钧应该是能明白的吧？

        后世提起郑和下西洋，往往与“四海宾服”和“厚往薄来”联系起来，这次历时三十多年的远洋航壮举是古代世界航海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久、船只和船员最多的大海洋航，将大明的政治威望和影响力辐射到西太平洋、印度洋乃洲东部地区，的确值得后人称颂。

        然而，以众多朝廷官员为代表的反对派始终坚持认为下西洋“劳民伤财”，是不敷出的政绩程和面程。几经周折，下西洋动终于在明宣宗时期彻底终结。

        可是，郑和下西洋真的是只讲政治利益不讲经济利益的举动，真的是因为不敷出带来了巨额经济损失才被终的吗？

        当然不是，如果仔细审视郑和下西洋前后大明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那么一定不难发现，郑和下西洋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特别是经济溢出效应其实远于经济支出，不仅不亏，反而获利巨大。

        那为什么还被坚决叫停了呢？很简单，下西洋虽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偏偏大明国内的利益集团对这笔利益的分配严重不平衡，再加上下西洋的贸易模式背离经济规律，这才使得下西洋本身成为难以为继的“弊政”，并最终被彻底摒弃。

        一边说“获利巨大”，一边又说“难以为继”，这不是高务实精分了，而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即位之初，朱棣就下令由腹太监郑和率船队下西洋，其目的是显易见的，这点在《明史》中体现得分明显，“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从《明史》的分析来看，郑和受命组建船队下西洋，主要有两个原因：

        是由于自得位不正，在冒险攻取南京夺取帝位后，建文帝却不知所踪，朱棣并不踏实，派人大江南北明察暗访之余，担建文帝流亡海外。毕竟在当时东南亚地区有不少华人经商居住，因此，打算派腹郑和下西洋，以寻找建文帝的踪迹。

        是朱棣在坐上皇位后，为了彰显自的正统性，打算与海外各国建外交关系，将他们纳朝贡体系。派出的船队不仅携带大量瓷器、丝绸等硬通货，还随船驻有大量武装军队，显示大明兵精国强之势。

        根据众多的史料来看，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最主要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宣扬国威，以表现自的“天朝上国”地位。

        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写的《西洋番国志》记载：“永乐初，敕遣中外重循西海诸国昭示恩威，扩往圣之鸿规”。

        很明显，永乐帝希望通过庞大的舰队来展示明朝的强盛，达到“招抚远人”、“万国来朝”的景象——这不奇怪，中国古代总是将自看做是“天朝上国”，将其他国家和民族视为“蛮夷”，认为世界所有的“蛮夷”都应该服于“天朝”，向“天朝”朝贡。

        这点是有据可考的，例如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之时，曾经碑记载他对于七下西洋动的目的：“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琮贽，重洋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绮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柔远人也”。

        但很显然，这个说法只是明面上的，真正要看清郑和下西洋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不得不从永乐朝时期的国内国际形势谈起。

        首先要说下永乐时期作出的几桩大事所需的开支问题。

        朱棣继位之初，除了安定国内人，稳固统治基础外，边境也面临着棘的问题，北的北元蒙古残余势力依然强大，不时地侵袭国境，南交趾郡也有脱离明朝统治的想法。

        于是，为了进步彰显自的正统性，永乐三年永乐年，朱棣先后五次亲征蒙古，每次都出动多万兵马。

        此外，又派成国公朱能、英国公张辅四次南征安南；着迁都北京，征调匠、民夫上百万人扩建修建紫禁城，大修武当，尊崇真武大帝等等。

        这些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些钱粮面来源于国库，另面则来源于皇帝的内库，没有够的收来源是法有效支撑这些政绩的。

        其次建造维护庞大的郑和船队也需要极大的财力支撑和消耗。要想完成次下西洋的动，朝廷必须为此付出巨额的财力支出，这又体现在以下几点：

        是在船只建造支出面。郑和下西洋所选的远洋航船，其载重量为“五千料”——好家伙，京华的二级战列舰如“东昌”号都只有4000料，却已然是东亚海上的巨无霸了，那么五千料是什么概念？那是京华还在研究定型阶段的一级战列舰的预计吨位。

        郑和船队每次往往由六七艘同类型的船只组成，再加上匠人员支出、材运输成本等，建造支远洋船队的成本可谓是天文数字。

        当然，因为京华纯军舰的造价其实远高于民船，所以宝船的单舰成本还是比京华军舰要低很多的。这里的造价差异之中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在于京华军舰上价格高昂的火炮非常多，所以主要是火炮大大拉高了造价。

        另外，造宝船用工多是军匠，给工钱自然比高务实名下的商业造船厂低；造宝船的木材很多事直接在军屯地砍伐，成本约等于只要运费，也比高务实拿到的低得多。

        但即便如此，罗登懋著《三宝太监西洋记演义》仍然这样写道:“这个船数多，制作细、赞大，须是支动天下三省钱粮来，才够”。

        所以高务实现在的船能卖这么贵，一来是成本的确比朱棣高得多，二来是海贸的利益的确太大，参与海贸的豪强巨富并不怕成本高点。

        是采购物资成本。郑和下西洋虽然带有“宣威海外”的重要使命，但是与海外各国做意采买货物也是重要任务。为此，在船队出发之前，朝廷必须大量采购瓷器、丝绸等货物。

        虽然朝廷并没有通过市场议价的式进采购，往往采取低价采买的式盘剥各类匠——这也成为日后下西洋动被人诟病的重要诱因。但是，单单采购巨额货物本身，就已经是笔巨大的开支。

        三是对海外各国和随船官兵的赏赐。在远洋航中途中，郑和遵照朝廷旨意，会对承认朝贡关系的属国进封赏。如《奔堂别集》就记载了永乐三年朝廷对占城国王的赏赐：

        “赏赐占城国王黄金百两，金五百两。六年，赏赐黄金百两，金五百两，锦绮纱罗五匹，彩绢百匹。”

        此外，由于海上航任务艰巨，时间总是长达数年，随船官兵人员损耗较大。为了激励将，在每次航归国后，皇帝还要对船队官兵进大规模的赏赐。如永乐九年就次性赐“钞万锭并彩币等”。

        根据《论郑和下西洋》书中的考证，仅是低级船员，每人的赏赐就有10锭，以舰队每次出数万人的规模来计，光是银两赏赐就至少达到甚至可能超过30万锭(一锭并非只有一两)。

        从上述两面可以看出，在永乐时期，大明五征蒙古，四征交趾，疏通运河并大修北京城。这对于个刚刚经历过“靖难”内战的国家，其耗费是难以想象的。

        推下西洋花费更是笔底洞，如果朱棣只是个单纯好大喜功的皇帝，那么他的确可能做出下西洋这样的炫富之举。

        但是，要考虑到下次西洋耗费的人力物力巨大，这样花钱买面的事情顶多也只会两次，不是在永乐朝连续下西洋六次之多——这已经不是好大喜功能解释的了，只能说除非朱棣是个神经病。

        然而神奇的事情来了，据史料记载，虽然面临巨额开销，再考虑到郑和下西洋时“靖难之役”带来的国内战争创伤尚未完全消除，可是终永乐一朝，大明朝廷的财政状况居然都没有恶化。

        “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未尝乏。”——《明史·黄福传》

        这就奇哉怪也了，在国内财源没有得到有效拓展的情况下，大明大肆花钱却没有出现财政危机？

        很显然，唯合理且可信的解释，就是郑和下西洋从事的贸易活动给大明带来了巨额的经济利益。正是这种经济利益，维系了朱棣在位期间的巨额花费。

        且据陆从东主编的《静海沧桑》书初步核算，以郑和下西洋为特征的明初海外贸易开放政策，给大明朝廷带来的巨大财富至少是“白银千余万两，黄金三万两”。

        这就是高务实认为的“获利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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