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梦
早餐后，老王将黑白电视搬到了茶几上，老于将桌子擦干净，从别的屋子搬来一张椅子，然后悄无声息地出去了，紧接着进来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男的有五十开外，瘦高个，气质很像是搞材料的；女的四十岁左右，不高不矮，衣着朴素，风韵不俗。
男的一进屋就自我介绍：“雷秘书，我们是中纪委张国昌专案组的，我姓扬，这位是尹处长。”
女的态度和蔼地补充道：“老杨是我们中纪委的老处长了。”
从两个人的介绍我一下子就能判断出来，杨处长是实职处长，尹处长很可能是处级调研员，甚至是副处级调研员。苦熬了了四天终于有人代表组织找我谈话了，不知为什么，我竟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杨处长坐在我对面的单人床上例行公事地问了我的姓名、年龄、政治面貌、学历、家庭住址、宅电、手机号码，尹处长坐在小桌子旁负责记录。
“雷秘书，”杨处长平和地说，“今天找你就是随便谈谈，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杨处长的态度让我放松了许多，我从自己考入大学、考研究生、考市政府直到当上张国昌的秘书，工作、生活、学习情况全部叙述了一遍，两个人听得很认真，不时地记录着，但直到我介绍完自己，也没发问。我说完后，杨处长掏出烟递给我一支，自己点上一支抽了起来，我四天没抽烟了，接过烟迫不及待地点上火，狠吸了几口。
杨处长一边吸烟一边问：“雷秘书，你对张国昌怎么看？”
一提到张国昌，我沉默了一会儿，因为说自己容易，说别人难，因为每一句话都可能决定人家的命运，不能不慎重，见杨处长也是理论工作者出身，便反问了一句：“杨处长，您对信仰怎么看？”
杨处长不解地问：“这与张国昌有关系吗？”
我认真地说：“当然有！”
杨处长冷峻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当然信仰共产主义了。”
我用怀疑的口气问：“是真信吗？”
杨处长坚决地回答：“当然。”
我毫不妥协地说：“但我认为在共产党的队伍中，不信共产主义的人乜不少。”
杨处长未置可否地说：“这确实是个严峻的问题，不过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引起了高度重视。”
我沉重地说：“您问我怎么看张国昌，我的回答很简单，张国昌一向将人分为两种：有信仰的人和无信仰的人，张国昌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
杨处长颇感兴趣地说：“讲详细些。”
于是我就将张国昌在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期间，写党性分析报告的事讲了一遍，尹处长记得非常认真。
杨处长听完我的陈述，接着间：“那么张国昌信什么？”
我尖锐地说：“权力！”
杨处长赞同地说：“我办过许多腐败大案，我发现腐败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都崇拜权力，雷秘书，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毫不掩饰地回答：“起自孔子《论语·阳货》并经后世强化的‘子君子父’忠孝观被视为‘人道’，深人人心，忠孝什么？其实就是权力。忠孝一旦成为崇拜，权力就会转化为神学。这就是官本位思想产生的根源。”
我的观点杨处长未必全同意，但他显然受到了启发，因为他看我的目光越来越亮，尹处长也听得忘了记录。
杨处长沉思片刻，淡淡一笑说：“雷秘书，你的观点我会认真地研究的，不过，你把话题扯远了，咱们还是回到正题上，你介绍一下张国昌出国出境的情况。”
我介绍完之后，杨处长和尹处长异口同声地问：“怎么，你没和张国昌一起出过境？”
我坦然地说：“我从未和张国昌出过境。”
杨处长和尹处长脸上顿时露出轻松的表情，杨处长又问了我一些关于张国昌平时与哪些人关系密切的问题，特别是外商，我简单做了介绍，我的原则是道听途说叫不准的事坚决不说，说清楚自己，少牵涉别人。
最后，杨处长满意地说：“好，雷秘书，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尹处长走过来温和地说：“雷秘书，这是笔录，你先看看吧。”
我接过笔录，仔细看了一遍，低声说：“尹处长，我看过了，没有问题。”
尹处长认真地说：“那好，请你在这儿写上‘以上内容全部属实，雷默，年月日’。”
我写完以后，尹处长又递给我一个小印泥盒，让我在签字的地方按手印。
我按完手印后，杨处长平和地问：“需不需要换洗的衣服？如果需要，跟我们说一声，我们跟你的家人联系一下。”
我听了这话，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自认为已经将自己说清楚了，还有什么必要要换洗的衣服？
我固执地说：“暂时不需要，谢谢！”
杨处长起身说：“那好，有些问题，你再想一想，今天就到这儿吧。”
说完杨处长和尹处长推门出去了，紧接着老王和老于就进来了，我知道我一时半会儿还出不去，百感交集地走到窗前，望着窗外自由自在的行人，想到父母和妻儿，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从省纪委六个人反馈的情况看，中纪委正在调查核实我说的情况，而且对我的印象不错。我听了以后，心情稍稍平静了一些。
又熬了两天，正好一个星期了，吃罢早餐，大钟和小邱一个摆黑白电视、一个从别的房间搬来一把折叠椅，我心想，看来中纪委的人又要来了，正想着，杨处长和尹处长推门进来了，大钟和小邱立即退了出去。
杨处长一进门就关切地问：“雷秘书，这两天休息得怎么样？”
我拘谨地实话实说：“不好，老做梦。”
杨处长还是坐在我对面的单人床上，颇为关切地问：“都梦见什么了？”
我苦恼地说：“所有的人都用头立地，太阳升起时特别壮丽。”
杨处长嘿嘿一笑不无嘲讽地说：“想不到雷秘书还是个哲学家，用思想去构造现实可是唯心主义，头足倒置是必然的。”
我自嘲地说：“杨处长高看我了，我既无天才头脑，也不可能有运气撞上偶然发现。只是在梦里唯心，醒了唯物而已。”
杨处长淡然一笑道：“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张国昌的灵魂好不好？”
我不假思索地说：“张国昌曾经将人分为三种：只有肉体没有灵魂的人，只有灵魂没有肉体的人，半是肉体半是灵魂的人，假如按张国昌说的划分，张国昌属于第一种。”
杨处长沉思片刻说：“人怎么可能只有肉体没有灵魂呢？那不成了行尸走肉了吗？”
我解释说：“我并不认同张国昌的看法，我认为张国昌是一个病人。”
在小桌子旁边记录的尹处长不解地问：“病人？”
我认真地说：“对，病人。”
尹处长狐疑地问：“什么病？”
我深刻地说：“中毒。”
尹处长糊涂了，她质问：“中什么毒？”
我一针见血地说：“中了官本位的毒。”
杨处长理解地说：“这是腐败分子的通病，雷默，我们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治病的药方，还是先说点具体的吧。我问你，张国昌有几本护照？”
看来专案组还是调查张国昌出境的事，我想了想说：“我记得有三本。”
杨处长接着问：“有没有见过因私护照？”
我知道领导干部背着组织持有因私护照是违反原则的，但是这年头谁又没有因私护照呢？
我实事求是地说：“有两本因公护照，一本因私护照。”
杨处长步步为营地问：“张国昌出国时，向组织请不请假？”
张国昌出了太多次境，说实话，他请不请假我上哪儿知道去，我又不是他的组织，心里这么想，嘴上却搪塞地说：“我只记得每次出境前，他都去李国藩办公室，回来后也去。”
“好，”杨处长放下手中的笔记本，平和地说，“雷默同志，组织上对你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认为你是一个不错的同志，还曾经舍己教人，因此，组织上决定，从今天起，你就可以回家了。不过，有两条纪律，一是你不能和任何人包括你的妻子，说你这几天住在什么地方；二是不能和任何人包括你的妻子，说我们问了你一些什么问题。”
我听了杨处长的话，按捺着激动的心情连忙点头保证：“杨处长，您放心，我记住了！”
杨处长又关切地说：“出去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组织。另外，我们有什么问题还会直接找你。”
后面一句话，我听了像被刀子戳了一下，我意识到，只要张国昌的案子不结，我还会随时被专案组传唤。这案子什么时候能结？张国昌被双规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子？我内心一片茫然，只想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永远不再回来。
走出五层楼，正值上午十一点钟，白热的太阳毒得很，我用手遮着阳光望了一眼天空，略微有一些眩晕，心里百感交集，大有恍如隔世之感。我一下子明白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道理。
奥迪车缓缓驶出空军大院，我透过车窗凝望着车水马龙，仿佛是做了一场梦。不到半个小时，奥迪车就停在了我家楼下。
杨处长和尹处长陪我一起下了车，我猛然想起一个问题，壮着胆子问：“杨处长，我的手机没还给我呢？”
杨处长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抱歉地笑着说：“手机还给你要走程序，过一段再说，还给你时，我们通知你。”
尹处长似乎理解我的心情，安慰地说：“小雷，不要多想，一定要相信组织。”说完两个人陪我一起上了楼。
来到家门口，我诚恳地说：“杨处长，尹处长，到家里坐坐吧。”
杨处长看我掏出钥匙开了家门才说：“不了，看见你安全到家，我们就放心了，不过，你还得积极配合调查。”
杨处长和尹处长看着我进了家门才下了楼。
一进家门，我便靠在了门上，仿佛好多年没回来似的，心里空荡荡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我就这么靠着门足足有二十多分钟，才猛然想起来，应该给杨娜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杨娜接了我的电话，先是惊喜，然后就哽咽起来，抽泣着说：“老公，我马上打车回家。”
我放下电话，点上一支烟，深吸一口，把身子埋在了沙发里，呆呆地望着天棚。心灵深处有一种客西马尼花园式的孤独。曾几何时，权力在我心中就像神一样神圣，我一直像仆人一样敬畏着它，现在我却像约伯一样恐惧，不能生，却又不得死，看不见路，却又到处是光，约伯后来受到耶和华的加倍赐福，我却不知道在炉灰中挣扎多久，好在还有光，无论这光是人间烟火还是天堂之光，我的灵魂都需要照亮。我脑海中反复回响着鲁迅的名篇《墓碣文》：“……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望见得救……”
我渐渐地睡着了……我太困了，在空军大院炼狱般的一星期，几乎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夜夜辗转，日日沉思，所有该想的都想到了，唯一缺的就是觉，然而我刚打了个瞌睡，有人开门，是杨娜，还未等我从沙发上站起身，杨娜一头扑到我的怀里，她满脸泪水地说：“默，你可把我吓坏了，咱就是去种地去，也不在官场上混了，你有能力，干啥都能养活这个家。”
我紧紧地抱着妻子，眼泪无声无息地涌了出来……
我定了定神问：“娜，你是怎么知道张国昌出事的？”
杨娜抬起头，抹了抹眼泪说：“是花落落告诉我的。”
我心里一惊，纳闷地问：“她怎么知道的？”
杨娜面带感激地说：“花落落告诉我，你们出事的第二天，陈建样在兰京大酒店订了包房，晚上李国藩、肖继文、佟广真三家在一起，像是为了庆贺什么，花落落就多了个心眼，让服务员留心听他们说什么，原来是庆贺张国昌被中纪委双规了，这才知道你跟着一起出事了，连夜打电话告诉了我。”
原来如此，我听了妻子的话，惊愕地说：“这可真是人心叵测啊！权力最可怕的地方是让所有人都有麦克白情绪，他们不知道‘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杨娜不解地问：“默，张国昌出事了，李国藩等人为什么要幸灾乐祸？”
我惆怅地说：“娜，我只相信灵魂的法庭绝不会放过任何罪恶，等着瞧吧，戏才刚刚开始。只是……”
说到这儿，我叹口气，妻子不解地问：“只是什么？”
我感慨地说：“娜，你有个心理准备，我的政治前程很可能就这么葬送了，古往今来，中国人都相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现在不搞株连，但株连的遗毒还在，张国昌腐败了，我只能成为腐败的牺牲品！”
杨娜似乎早就做了思想准备，看来她得知张国昌出事的消息后，心灵也深深地受到了触动，看她眼圈发黑，就知道，我在里面的这些天，她也一定想了很多，杨娜从来就不是一个世俗的小女人，她安慰我说：“默，常言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说不定这种牺牲是一种福呢。”
我茫然地说：“娜，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我了解张国昌，我估计案子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这期间还不知会发生什么，无论结局是什么，我们都无能为力，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个字：等！娜，我失踪这些天爸妈是不是急坏了，走，陪我去看看爸妈，爸一辈子经过的政治风浪多，我想听听爸对张国昌的看法。”
我和杨娜打车去了父母家，父母年纪大了，身体都不好，杨娜怕他们听说我出事的消息，承受不了，便没告诉他们，其实父亲母亲早就从街谈巷议中听出了端倪，但是父亲很冷静，他一直坚信自己的儿子不会有事。
我失踪的那些天，母亲一直偷偷地抹泪，父亲却埋怨她说：“哭什么？自己的儿子是什么本质，难道我们做父母的心里没数？我养的儿子我心里清楚，别哭了，我儿子什么事都不会有！”
我和杨娜一进家门，母亲就把我搂在了怀里，父亲只是简单地听了听情况，然后送了我一本书，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对父亲说：“爸，这本书小时候我就读过。”
父亲殷切地说：“再读一遍，你会有新的感悟的。”我理解父亲的心思，他老人家不希望我被命运打倒。
我和杨娜离开父亲和母亲后，心情都很复杂，我们手牵着手默默地在大街上走着，仿佛两颗无助的孤魂，天空中的大半个月亮是昏黄的，或许是屈服于霓虹灯的灿烂，窘得昏黄了，这倒使天空不再像天空，而像一望无际的深渊，那昏黄的月亮不过是深渊中的一抹鬼火。我记得我刚上任市长秘书的当天晚上，张国昌和孟丽华把我和杨娜叫到家里，嘱咐我要忍韩寿生，我大为不解，从他家里出来，我和杨娜也是这样手牵着手走在大街上，当时的心里虽然有憧憬，但也是投着没落的，杨娜还埋怨过我，没当市长秘书前盼着当，当上了又瞻前顾后的，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高兴不起来，此时我才知道了原因，然而一切都晚了，因为一切都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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